在债券市场蓬勃发展而违约事件越来越多，违约风险越来越大的背景下，信用利差作为反映违约风险的指标越来越值得关注。而我国又存在着国有企业这种特殊的产权性质，其在生产经营及融资偿债等很多方面，政府都给予了很多优惠和支持，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对国有产权性质是否能显著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不同产权性质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受到其他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差异、以及政府隐性担保究竟如何影响国有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意义。
　　本文在对前人研究成果回顾的基础上，首先对我国公司债券市场发展和信用利差走势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发现了一些问题，然后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最后建立了实证模型对假设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其中，实证部分，本文选取2008年——2017年第3季度公开发行的一般公司债券作为全样本，并将其中地方国有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券作为子样本。根据理论分析和参考前人研究成果选取了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并从宏观经济状况、微观公司状况、债券个体状况三个层面选择了控制变量。在进行数据的处理和相关检验后，本文首先建立了实证模型1，并用全样本检验国有产权性质是否能显著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及其他影响因素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然后在实证模型1的基础上，本文将表征产权性质的变量与表征其他影响因素的变量构造交互项从而得到实证模型2，并用全样本进一步检验不同产权性质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受到其他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然后，由于通过实证模型1、2的检验结果，验证了政府隐性担保的存在是导致国有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券信用利差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以及国有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受到其他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与非国有企业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故本文又进一步深入研究了政府隐性担保对信用利差的影响，为了研究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意愿和能力越强是否会显著降低信用利差。本文建立了实证模型3，对地方国有企业子样本进行了检验，并对检验结果进行了分析。
　　经过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产权性质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有显著影响，同等状况下，国有产权性质的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信用利差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券信用利差。（2）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受到宏观经济层面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没有明显差异，但受到微观公司层面、债券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有显著差异。国有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受到其自身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变化的影响程度更小，对反映其自身偿债能力（如流动比率）、盈利能力（如销售净利率）的指标的敏感程度不如非国有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券。同时，国有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受到债券流动性变化的影响程度更大。（3）政府最终提供的隐性担保力度由其意愿和能力两方面决定，发债公司资产规模越大，政府为其提供隐性担保的意愿越强；政府财政收入水平越高，政府能为当地国有企业提供隐性担保能力越强，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力度越大，信用利差越低。并且，相比国有企业自身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变化，其发行的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对政府为其提供隐性担保力度的变化更为敏感（4）其他影响因素方面，宏观经济层面，国内生产总值、货币供应量增速显著负向影响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速及上证A股指数涨跌幅显著正向影响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微观公司层面，反映公司短期偿债能力的指标流动比率显著负向影响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反映公司长期偿债能力的指标资产负债率显著正向影响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标销售净利率显著负向影响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债券个体层面，经价格调整的换手率显著负向影响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反映出我国的公司债券市场存在显著的流动性溢价，同时，债券的剩余到期期限越长，信用利差越大。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研究内容的创新。在论证产权性质会影响我国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基础上，构造了带有交互项的模型进一步深入研究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受到其他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差异。同时，在研究政府隐性担保对国有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时，基于“大而不能倒”的观念，认为政府为某国有企业提供隐性担保的意愿还和发债公司自身的规模等因素有关，选取相关指标进行衡量并进行了检验。（2）研究范围及方法的创新。选择二级市场上交易的公司债券作为研究对象，且包含了2016年、2017年更新的数据，构建了非平衡面板回归模型，样本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