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二年丁未科开始推行的会试分卷制改变了明代进士的地域分布,并促成了提学制度的设立,在明代台阁体文学的演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试分卷制推行以前,江西科举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远远领先于全国其它省直。基于“明道”“宗经”的学术传统以及强烈的地域意识,数量庞大的江西籍进士群体在杨士奇、梁潜等人的引领下形成了具有统一的文学观念与创作风格的作家群。这个群体继承了洪武时期以刘基等浙东派馆阁文人为代表的雅正文学传统,将“雍容典雅”风格和“颂圣鸣盛”主题的诗文创作从应制场合迁移至非应制场合,并竭力标举和模仿以陶渊明、欧阳修等本土作家为代表的“平淡自然”“舒徐和易”之诗文风格,进而形成了文学史上统治明代文坛至少长达半个世纪的“台阁体文学”。本文第一章重在分析和呈现建文、永乐时期数量庞大的江西籍进士群体参与创作并推广台阁体文学的过程。从庶吉士期间与同乡阁臣的文学和学术交流,到授官馆阁期间与同乡翰林作家的诗文往来,再到参与同乡馆阁作家主导的京城雅集唱和,最后到会试考官、庶吉士教习对文坛风尚的控制,江西籍进士群体由一个松散的群落逐渐凝聚为一个紧密的文学流派,在吸纳了大量非江西籍文人参与创作的过程中,也将台阁体文学从馆阁推广到了京城及地方。明乎此,则可探究会试分卷制对台阁体文学衰落的影响。会试分卷制推行以后,江西科举逐渐走向衰落,数个直省进士占比趋于平衡。新增馆阁作家地域来源不再集中于江西一省,已经为台阁体文学埋下了衰落的种子。从正统中后期开始,永乐年间及第的江西籍翰林作家相继离开馆阁,不同地域作家的流入使得馆阁文风逐渐多样化。天顺至成化时期,馆阁作家地域来源的多样化特征更加明显,以李东阳为代表的新馆阁文学已部分背离以杨士奇为代表的台阁体文学,表现为:(1)新增馆阁作家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主张诗歌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呼吁诗歌恢复“美刺”和“讽谏”的功能。(2)新增馆阁作家开始认可“山林”之文,并试图将“台阁”文风与“山林”文风相融合,甚至提出“诗隐而工”的诗学理论。(3)新增馆阁作家不仅欣赏和创作豪迈奔放之文,部分作家还表现出了“出奇制胜”的竞技心态,因而更注重锻字炼句和营造诗歌意境。(4)在文章的取法上,新增馆阁作家还出现了明确以《左传》为作文之法的主张,部分作家对晚唐、元末的诗文也开始重视起来。除了影响新增馆阁作家的地域分布外,由会试分卷制的推行所引起的进士地域分布的变化也影响了京城雅集的组织形式,使得同年会、苏州同乡会逐渐取代了“江西同乡会”成为中央文官集会的主要形式,这一形式的转变同样促成了台阁体文学的衰落,因为同年唱和中的感伤基调以及苏州同乡唱和中的闲散隐逸基调明显不同于台阁体文学的颂圣鸣盛基调,这对京城文风的转变有着重大意义。除新增馆阁作家地域来源的变化及京城雅集组织形式的转变之外,本文第二章还从地方文学社团发展的角度探讨了会试分卷制对台阁体文学发展的影响。降额取士是会试分卷制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对南卷省直而言,会试分卷制的推行不仅增加了永久滞留地方的士子数量,还延长了士子的备考时间,故而促进了地方文学社团的兴起。由于身份和境遇的不同,地方文学社团成员大多不会对颂圣鸣盛、简澹和易的台阁体文学感兴趣,而更容易形成与台阁体文学相异甚至对立的诗文风格。因此,从地方文学发展的角度而言,会试分卷制同样促成了台阁体文学的衰落。除了通过改变进士地域分布的方式影响明代台阁体文学的发展之外,会试分卷制的推行还促成了明代提学制度的创设。本文第三章主要分析了会试分卷制的推行与提学制度的设立之关系,并通过考察正统至正德年间提学官的文学观及督学活动论证了提学制度的设立对促成台阁体文学的彻底衰落之重要作用。总的来说,正统时期,提学官制虽未对台阁体文学的发展构成明显破坏,但却已在官方教学系统内部开辟了一条与会试主考及庶吉士教习相并列的文权获取途径。等到天顺五年提学官制复设、朝廷要员的选拔不再由台阁体文学的核心成员掌控时,提学官制便立即表现出对台阁体文学发展的破坏力。具体表现为杨一清及前七子复古派作家借督学的机会传播文学复古思想并培养了一批复古文学后劲,在地方上兴起了与台阁体文学背道而驰的复古文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