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作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各种传统因素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多元化的传统因素在清代司法运行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因而,对清代诉讼制度的考量,能够全面展示封建社会的全貌。清代州县官作为基层的司法官员,通过对诉讼案件的深入来了解社会生活的细微之处,更能体现出清代州县官在审理诉讼案件中所涉及的各方因素。诉讼案件的审理在整个的诉讼过程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审理过程中州县官的知识构成、思维习惯和司法意识等都会有所体现,直接影响到案件审理的结果,进而作用于争讼的双方当事人,对所争讼的利益进行合理均衡和适度分配。在清代,州县官审理案件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判词,樊增祥的《樊山判牍》影响深远,为当时“审判必需”。笔者以《樊山判牍》为研究对象,力图展现清代州县官对诉讼案件审理中所涉及的多元因素,并探讨其背后所隐含的法律意识。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了清代的诉讼案件。清代州县官作为审理诉讼案件的司法官群体,其本身的知识构成和选拔程序,决定着他们对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水准。清代州县官通过四书五经的科举式教育来步入仕途,以科举考试进士、举人出身者为“正途”,捐纳吏员出身等为“异途”。同时,清代州县官的职责范围广泛,庶务繁多,州县辖区内之事务,无论大小,均需亲自处理。在涉及诉讼案件的审理上,州县官的职能显得尤为重要,仅仅接受四书五经的教育是不够的,清代州县官也会加强对法律知识的重视,《大清律例》是百官必须熟读的,对于州县官,更是须臾不可释手的。清代地方案件在“放告日”接受呈控,州县官当堂审讯查问,以决定是否受理,根据受理结果可分为“准予受理”和“不予受理”两种。无论在受理还是审理过程中,州县官都会通过制判对案件进行裁决,判词的作用可见一斑。中国古代判词经由唐宋元明各朝,在清代发展成熟。原因在于,其一,封建法制的成熟与完善；其二,出现了世代相传,专门研习律例、专司公牍文书的刑名幕吏阶层；其三,律学的兴盛。清代的判牍卷帙浩繁,除了丰富的个人判词专集,在档案材料里,也保留了大量的判词。判词在案件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樊增祥的判词,代表了清代判词的成就,反映了清代判词的特点,影响深远,《樊山判牍》内容丰富,不仅是一部清代州县官的法律案牍,也是一本极佳的文学读本。　　 第二部分分析概括了清代州县官审理诉讼案件的依据。首先,清代州县官依据“情理”审理案件,此类案件居多,涵义也颇为广泛,樊增祥的《樊山判牍》中的“情理”主要包含:依客观的案件实际情况断案,多是指出呈词的不合情理之处,再进一步裁断；依人之常情、日常道理断案,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处理事务时普遍带有的正常情感和需求出发,凭借内心的尺度就可做出的判断；以伦理纲常、风化攸关断案,维护家族乃至社会的稳定。以此为出发点,做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裁决结果。其次,遵从“礼”的要求,中国古代之“礼”有典章制度、礼节仪式和道德规范,《樊山判牍》中,以“礼”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主要指后两层含义。在诉讼案件的审理中主要体现在婚姻关系的纠纷中,遵从“六礼”的形式要件,以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的实质要件；家庭关系的严惩“不孝”,对尊卑相犯、子孙承嗣中所涉及的不孝之人予以教化严惩；读书人为圣贤之人应知“礼”,尊师是基本的,如果师生对簿公堂,则是礼所不容的,儒家的礼文化渗透到各种关系当中,成为调整生活秩序不可或缺的手段。再次,清代州县官依照律例审理诉讼案件,成文的律例是基本法律形式,理应成为审理诉讼案件的主要依据所在,但在《樊山判牍》中依照律例审理的案件不多,主要集中在审理越诉与时限等程序上的问题,以及集中对“女子再嫁”问题的律例应用,还有分散的律例体现,如“七出”、“不孝”、“夫亡改适”、禁止私宰耕牛和私盐买卖等条。最后,在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中国,存在着多种多样复杂的习惯,这些习惯称为清代州县官审理诉讼案件的依据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案件的审理做到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主要体现在:以“古规旧例”来保障农业生产生活,社会秩序；以“乡约族规”来调和封建家族的纠纷,维护家族利益；同时对社会中存在的“陋习”否定斥责严惩。　　 第三部分探究了州县官审理诉讼案件背后所体现的“父母官”意识。清代州县官作为基层组织的首脑,号称“民之父母”,形成了“父母官诉讼”的状态。表现在:第一,体恤民情,考虑到百姓生活的疾苦,如父母般为百姓着想。第二,清代州县官通过审理诉讼案件,达到教化百姓的目的,崇尚美德,对“不孝”“讹赖”之徒严加斥责惩处。其三,清代州县官在审理案件中调处和息,人从百姓的利益出发,避免伤及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借助于多方的力量化解矛盾,“中人”“乡保”“媒人”等参与其中,缓和矛盾,解决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