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俄罗斯东正教传入中国最早可追溯到元朝时期。1665年，东正教因一伙俄罗斯武装人员入侵黑龙江的“阿尔巴津”而再次传入我国。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的历史起于1716年，沙俄政府受彼得一世旨意派遣的第一届传教团到达中国。自这一届起直到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以前，传教团一直担任着传教和外交的双重职能。东正教作为宗教，在中国的影响很小，信徒局限于当年侵入阿尔巴津的俄罗斯人的后裔之中。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沙俄在北京成立了公使馆，传教团从此结束了它的外交使命。　　 从1860年到1900年间，传教团在传教方面做了一定的努力，如投入大量精力翻译出版各种东正教神学著作；传教团自身规模也有所扩大，修建了教堂、修道院、男女学校等。但教徒人数仍然只有几百人。1896年第18届传教团团长英诺肯提乙上任。由于经济原因，英诺肯提乙一开始的传教活动开展得并不顺利。尤其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给传教团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传教团利用《辛丑条约》中对传教团的赔款，建造了一些教堂、修道院，增加了各种附属产业。从1901年开始，传教团在北京以外的地区开设了多个传教点。由于中东铁路的修建，东正教随俄罗斯筑路工人传播到了哈尔滨地区。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新成立的苏联政府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东正教失去了国教地位。大量的俄罗斯难民逃到中国，东正教也随之在中国迅速发展。传教团将几乎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照顾俄国侨民的活动之中。虽然表面上东正教信徒人数有了空前的增长，但其中主要是俄国侨民，中国信徒反而由于传教团疲于应付俄侨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1934年，维克托尔开始领导第二十届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作为传教团历史上最后一任俄籍团长，维克托尔在中国近代东正教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上任伊始就遇到了来自传教团内部俄籍和中国籍传教士之间关于财产问题的矛盾。取得胜利后他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和改善传教团经济状况的改革，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国际政治局势动荡。中国国内的情况因抗日战争和内战的相继爆发而变得愈加复杂。传教团内部形成了支持接受流亡国外的临时主教公会领导的约安派和支持接受莫斯科牧首区管辖的维克托尔派。1955年，俄罗斯东正教莫斯科牧首区决定给予中国东正教会自主地位。1956年，自主的“中华东正教会”正式成立，由俄裔中国人姚福安大主教担任负责人。中华东正教会成立后，俄籍人员纷纷离开中国，除了少部分人返回苏联外，大部分人前往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等地。东正教在中国的形势迅速衰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华东正教会便不复存在，宗教活动也全部停止了。　　 从1716年第一届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来到中国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先后有20届传教团在我国传播东正教，历时250年，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其在华影响力与天主教及新教不可同日而语。本文尝试通过东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史，在比较、分析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揭示东正教在中国传播失败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尤其是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摆脱外交职能的东正教会由于国际政治局势动荡、自身历史原因、经济问题以及传教团内部矛盾而未能在传教上有所建树的一系列主客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