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通经之“通”是指贯通经义之通，这与其通达的精神气象是相契合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孟子的通权达变思想，是他得以实现贯通经义的思想基础。孟子的通达精神不仅体现在孟子对“经权”问题的关注上，还体现在孟子对古今之辨、“先圣后圣”之见、天人、心性之分及时、变、神、化等思想概念的论述，展现了其思想深层的通达气象。　　通过对孟子称引诸经的情况进行探讨，笔者认为孟子之于“五经”，当是指不含《易》的五经，而不是指后世所常言的《乐》经亡佚之后的“五经”。　　孟子对五经的称引，其中以《诗经》为最多。孟子所言“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其中体现了孟子《诗》学观的概貌。由孟子所言“迹熄《诗》亡”，可知孟子认为《诗》有史的功用，视之为王者之迹的体现、古圣王道的载体。这体现了孟子“以史论《诗》”的《诗》学风格。而汉人则多言“王道缺而《诗》作”，惯以刺、怨解《诗》，并赋予《诗》借古讽今之用，呈现“以礼论《诗》”之风格。这一解诗之风与孟子有明显差异。所谓“以史论《诗》”，即以《诗》来证其论，视《诗》为古圣先贤事迹的体现。所谓“以礼论《诗》”，关键在于寓政教于《诗》、将《诗》政治化、视之为一种教化的工具，而并非单纯地指以礼仪礼制解释《诗》的做法。　　孟子弟子中也有与《诗》学相关者，从他们身上可反观孟子《诗》学的影响。孟子弟子中与《诗》学相关者至少有孟仲子、高子二人。高子作为孟子弟子却一直存在争议，其深层原因在于有两位“高子”，一位是长于孟子的高行子，另一位是孟子弟子高子。《毛诗》两引孟仲子;引高子之处见于《毛诗》一处、《韩诗外传》一处。《毛诗》、《韩诗》中的“高子”都是作为孟子弟子高子出现的。孟仲子、高子是孟子弟子中得孟子《诗》学之所传者。　　孟子对《书》经的称引次数仅次于《诗》。然而孟子与弟子论《书》之处却极少，仅见于孟子论《武成》一章，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孟子所谓“二三策”之说，体现孟子对《武成》篇可信度的质疑，同时也体现出他仍视之为经而高于一般典籍。　　先秦时期并无经学意义上的“尚书”称谓。由简本《缁衣》中称引《诗》、《书》的内容，知引《诗》只是称“《诗》”，而引《书》皆以称引篇名的形式出现。这体现出战国时期《书》经百篇各自的独立性要强于《诗》经诸篇。孟子引《书》，称引“《书》曰”与称引篇名的次数基本持平，注重于以《书》经内容来作为言论的依据或证明。孟子对《书》经的注解，并非最早，而且也并没有类于竹简《成之闻之》中注解《书》经的统一形式。　　孟子称引《书》经有以史论《书》的风格，将《书》经作为谈说的依据与辩论的论据，往往附述《书》篇的历史背景与作《书》的原由，亦往往以史迹相附会而论。　　孟子论“礼”之处，不但涉及到具体礼仪，而且多有对思想概念意义上的“礼”的论述。孟子论“礼”更重于礼义。孟子所论井田，实为孟子在礼制层面的创发，属社会治理范畴。他论井田之制，是要讥当世无王政、乱治道;欲以正君子、野人之别;欲在礼制中存养人的善性，引导社会及个体走向完善。　　孟子论“礼”重于义，认为“礼”源之于人的辞让之心，超拔于人之异于禽兽的那一点，最终亦归之于人心善性之上，已提升至道德主体的高度。　　孟子言“乐”，同样涉及到音乐之“乐”与快乐之“乐”两个层面。孟子论“乐”，突显“乐主和”之义，无论先王之乐还是世俗之乐皆在于能否与民同乐。　　就“乐”之生成及其与仁、义的关系问题，孟子与《礼记·乐记》皆有所论。孟子言“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认为乐之生在于乐仁、义二者。孟子言“乐”，意在突显人的仁义德性与乐的关系，认为乐是生发于人的内心的一种诚而不伪的情感。《礼记·乐记》中《乐礼》一篇有明显借鉴《易·系辞》文字意象的地方，在论及礼乐的方向上与孟子不同。孟子所论，内聚在人心德性之善端;《乐记》所论，外发至天地自然万物。《乐记》中《乐礼》篇部分内容，实为借鉴了《系辞》的文字框架与《孟子》礼乐思想，因而《乐记》或为晚于孟子而成书，当为公孙尼子弟子陆续编修而成。　　孟子论及《春秋》的内容并不多，但却涉及到孔子作《春秋》、为何作《春秋》、如何作《春秋》等关键问题，可以说孟子把握到了《春秋》精义。就孟子思想及其《春秋》观与《公羊传》的关联而言，可以说在“复仇”观念、素王思想、通变思想等方面皆可体现出孟子对《公羊传》的影响。　　孟子学宗孔子、师承子思。孔子、子思一系皆与《易》紧密相关，然而孟子却并无任何明确引《易》论《易》之处。就孟子何以不言《易》的问题，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他将《易》尚且视为筮卜之书，也与孟子并非稷下先生且所持之学与齐、楚之学的风格差异较大有一定关系。　　尽管孟子不言《易》，但后世却有多人认为孟子精于《易》学，如程颐、王应麟、郝敬、戴震、焦循等，其中尤其是焦循以其《易》学体系解《孟》更为突出。焦循以《易》释《孟》的过程，难免有牵强比附之处，但他就孟子思想所阐发的易理却也可以说大大拓宽并深化了孟子思想的视域。　　焦循诠释孟子“性善”论，是站在告子“食色性也”的立场，借以《易》学“感通”之说，施以圣人教化之功，可谓尽显曲折之貌。并且言“性善”的思想路径与孟子不同，一为诉诸外力，待教而善;一为内求、无待，生而有善。　　平议焦循《孟子正义》的《易》学观，可以说他一再重申《易》学“通变神化”之境，使孟子心性、仁义之论得以有《易》学化的面貌，也使得他所体认的《易》学天道观得以有心性化的色彩。焦循以《易》解孟的原因，在于他抵触宋明理学，试图寻找一条探究孟子心性学说的新途径。　　近百年来，经学趋于衰微，其实则是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由经学到史学的转型过程，经学的某些功用、职能、精义于有形无形之中“移魂”至史学的身上。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之学蜂起之时，中国传统学术则经历着由六艺之学向诸子之学转型的过程，六艺之学的精神、理念在有形无形之中“移魂”至子学身上。唐宋之时《孟子》已由子升格为经，从而可以说在《孟子》那里始呈现出经、子合一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