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关于一个少数民族流动群体的都市微观民族志研究。本文以来自贵州凯棠乡的一群苗族小生意人在深圳的经历为个案，研究流动的少数民族人口在都市生存的适应过程与文化策略，并通过对其家乡的追溯研究，展现出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民族地区复杂急剧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　　凯棠，是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府凯里市下辖的一片苗族村落。地处古代所谓的“苗疆”腹地，这里的苗族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资源的匮乏、连年的灾荒使得凯棠苗家人成为外出乞讨的“流民”。改革开放后，他们找到一条新的经济生活方式:外出从事小商品生意——这至今仍是绝大部分凯棠人的重要家庭经济来源。他们，尤其是其中的女性以“货郎担”的形式在大城市里四处游走贩卖各种小饰品。深圳就是他们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　　由于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民族身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成为都市外来人口中的特殊人群。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既有与一般流动人口相同或相似的地方，但也有许多独特的方面。本文围绕这个群体在都市生活的物质层面、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进行“深描”，从进入渠道、生计方式、居住与分布、社会网络、适应策略、族群认同、文化碰撞等多方面来展现他们在都市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个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类学研究个案。本文认为，从乡村进入到都市，从商品经济薄弱的民族地区进入到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尽管这一族群在都市里还保留了许多的民族传统，并履行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但她们自然地发展出了一个与家乡传统性质不同的带有现代商业性质的社会关系和都市适应方式。其介入市场的文化策略，即对民族身份的利用，主要建立在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以及社会公众对少数民族的一般性认识基础上。她们策略地运用“民族服装”等外在符号来唤醒社会对少数民族的“想像”，以此获得市场利润。也由于这些因素以及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在现代都市语境中，他们的民族认同出现了多维的层次。一是与主体汉民族相对应的对少数民族整体的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都市里族群间的结构性差异;二是对家乡和本民族的原生性的根基认同。这既来自传统的塑造和血缘的联结，也来自市场效果的强化;在都市环境里，这种认同在得到重构的同时，也得到一定的解构;进而在家乡呈现出不同的认同表现。三，由于社会化过程的不同，进入都市的新生代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传统的断裂与认同的迷失。在实现上升性的代际社会流动中，新生代移民还面临着诸多困难，这是由他们所受教育程度的相对低下以及在都市中所处的底层社会的特点所限定的。　　本文对其家乡也做了追溯研究，展示了一个完整的“发生—结果”的流动过程。其独特性在于，这是一个以女性为主的流动群体，她们的外出表现出了与近年来的民工潮所不同的特点，其外出带给家庭和家乡的社会文化变迁也显著不同，不只是物质条件、经济结构的改观，重要的是性别和社区和文化的重构。通过输入地和输出地的双向式研究，本文呈现一个民族复杂而急速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