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在南朝儒玄兼综的大背景下重新考察刘勰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刘勰解决此一问题的总纲——“文之枢纽”，以及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论文第一章首先结合南朝、主要是宋齐时期的文学情势对刘勰在《序志》篇中提出的他写作《文心雕龙》所针对的文学弊端进行了分析，指出当时文坛弊端在创作主体上表现为“辞人爱奇”，在文学总貌上呈现为“文体解散”，而后者是由前者造成的。这一弊端的实质是魏晋以来的文学自觉发展到极致，使得文学创作呈现为无序的状态。论文进一步指出，此种弊端产生的根源，在于当时文学自觉的士族性，文学创作的主要趋向以士族好尚为流转，而士族本身的局限性，导致了当时的文学自觉必然会走向过分追求个性的发扬（辞人爱奇），从而使得具有普遍意义和客观标准的文学秩序的建立变得不可能（文体解散）的道路。论文并结合当时文学成为情礼冲突调和剂的这一事实，从名教与自然角度对这一必然性的发生提供了一个玄学上的理论解释。这也是刘勰为何要提出宗经以矫正当时文学弊端的原因所在。　　第二章指出刘勰为挽救当时因文学自觉的士族性所导致的无序状态，必然会选择儒家经典作为重建秩序的资源，但这种选择不是对两汉文论的简单回归，而是在当时儒玄兼综主流学风的影响下，借助于玄学思想对儒家资源进行清整。论文通过对当时经学大势、官学与家学之关系、刘勰个人的侨人身份的分析，指出刘勰的经学路向主要秉持南朝儒玄兼综的主流立场，即经学的玄学化，并在《文心雕龙》本文中对这一立场加以验证。　　第三章主要讨论刘勰的玄学化的经学立场如何贯彻于《文心雕龙》的写作，首要的即是体现在《原道》、《征圣》、《宗经》三篇的内在逻辑关系当中。前人已指出刘勰写作《原道》是借助于玄学名教与自然的思路，论文进而指出这一思路主要是王弼而非郭象一派，而名教与自然合一的最终完成，不仅限于《原道》一篇，而关涉到整个文之枢纽。《原道》篇赋予了刘勰所欲建立的文学秩序的统一性和合法性，《宗经》篇则将这一秩序真正落实于人文，并以“体要”概念贯穿于《文心》始终，遵循的是王弼“崇本举末”的思路;而《征圣》篇的写作，结合当时玄学的圣人观念，使得刘勰所建立的这一文学秩序虽具有普遍性和统一性，却很难落实于具体创作个体。它更多的是一种典范和理念意义，而如何在具有统一性和普遍性的秩序下实现个体情性的充分表达，便是《辨骚》篇的任务，也是刘勰文之枢纽实现名教合于自然的最后一个环节。　　第四章指出《正纬》篇主要是从负面意义对刘勰所构建的文学秩序的一个补充。刘勰写作此篇，是因为当时谶纬流行，而谶纬流行的原因，则主要关乎政治，所谓“事以瑞圣”;而与六朝儒玄兼综的主流学风不合，玄学与谶纬具有天然的不相容性，故刘勰谓谶纬“义非配经”。《正纬》篇的写作，主要是刘勰有惩于当时谶纬之流行，而经、纬字面的相关使得二者有相混的可能性。《正纬》，是将纬剥离于经，虽然也为谶纬留下了“有助文章”的一块地盘，但这只限于材料和事类上的供给，而与理论体系的构建无关。　　第五章通过对刘勰评价楚辞为“雅颂之博徒”的考证分析，指出“博徒”的评价与当时的任诞风气有关，刘勰以此评价楚辞，在于战国纵横之诡俗与六朝任诞风气内涵上的相近。任诞风气是名教与自然冲突的最集中表现，刘勰“雅颂之博徒”的评价，一方面指出楚辞是六朝“浮艳之根”，但另一方面指出这一结果并非屈原有意识的造成，而是文学秩序落实于个体的一种客观必然趋势;而要解决现实文弊，仍不得不取法于楚辞，因为屈原的创作可以说是在维护文学秩序的前提下最大的发挥作者的创作个性的一个典范。如何在具有统一性和普遍性的秩序下实现个体情性的充分表达，或者反过来说，如何充分实现个体情性的充分表达而又不伤害具有统一性和普遍性的文学秩序，便是《辨骚》篇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刘勰文之枢纽实现名教合于自然的最后一个环节。　　总之，刘勰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当时文学自觉的士族性所造成的文学创作的无序状态，刘勰借助于玄学对于经学资源的清整，重新建立了一个出于文学而合于政教的文学秩序，这一秩序，与汉儒以文学为政教附庸的出于政教的秩序也判然有别。刘勰欲解决的问题，是由于文学自觉的士族性造成的，而他解决问题的思路，却也最终没有超出士族的玄学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