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和谐目标的重要支撑之一。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社会安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三农”问题，而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农民乃“三农”问题的核心，只有维护了农民的利益，农村、农业才能发展壮大，整个国家才能更加和谐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脚步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农民离乡背井，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越发严重，同时随着医疗水平和老百姓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度逐步提升，人口平均寿命延长，农民的养老问题变得更为紧迫。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摸索，这期间前后经历了1986年到2001年的老农保阶段，2002年到2013年的新农保阶段，再从2014年至今的城乡居保阶段。从老农保的“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政策扶持”的筹资模式到新农保的“个人、集体和国家共同分担”，现行的城乡居保合并了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居保），并在新农保的基础上增加了缴费档次，基础养老金从55元/月的上调至70元/月，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经济状况也增加了对各个档次的补贴，自2014年7月1日开始实行，以“长缴多得、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来吸引更多的参保者。　　然而就目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现状而言，尽管参保人数比新旧农保时期增加了许多，但和新旧农保时期存在一个同样的问题，即广大农村居民仍然倾向于参加低档次的养老保险，并且出现了逆向选择的问题，即年轻农民的参保意愿不强，家庭人均年收入越高的农民其参保意愿越低。根据2015年的统计年鉴报告，目前全国农民的参保率达到81％，而老年人口抚养比最高的四川省的农民参保率仅65％，比平均水平低16％。面对越来越大的赡养压力，四川省的农民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却并不高，如何提高农民参保积极性就显得更重要了。但通过对四川省资中县的一个乡村进行实地调研，发现该村的参保率达到89％，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在参保的农民中，有95％的人选择100元/年最低档次。本文针对这种现象，将研究重点放在影响农民的参保因素以及如何提高农民的参保档次，其次再探索如何提高农民的参保积极性。　　针对参保档次低以及参保率低的普遍现象，本文首先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获取一手资料，了解农民内心的真实想法，并通过统计软件SPSS对调研数据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找到影响农民参保意愿的因素，以及选择最低档次的原因。另外，结合该村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水平、能安心养老的每月最低养老金以及最多能承受的每年养老保险缴费的调研数据，78.8％的调查对象表示每月最低养老金在200-400元之间有助于自己安心养老;在最多能承受的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方面，几乎所有人表示能承受500-1000元/年档次缴费，这说明该村农民完全有经济实力参加中高档次的养老保险，而实际情况却与其经济实力完全不匹配。因此，本文也试着探讨农民每年缴费在500-1000元之间，在缴满15周年后，他们是否能领取到自己期望的养老金额200-400元/月之间的中间值300元/月。然后，本文通过对相关学者关于国家每年按照GDP增速上调参保缴费档次和基础养老金的实证研究以达到农村居民适度保障水平的研究进行比较，并结合物价上涨的因素，发现中央政府若每年根据GDP增速上调基础养老金则可以达到380元/月，即当前物价下农民心目中的300元/月，符合农民当下的心理预期。最后，根据统计结果和分析得出农民参保的影响因素，以及对农民能接受的参保档次及其相应领取额的探索，从而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本文主要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主要写碾盘山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现状，包括选择碾盘山村作为调研地区的理由，碾盘山村养老保险实施的制度依据和内容，以及问卷调查分析。　　本文首先对选择碾盘山村作为调研区域的主要原因做了简要分析，而在对碾盘山村养老保险实施的内容进行概述之前，本文就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中关于政策目的、筹资模式、参保档次及对当地政府的一些规定进行简单的概括，即全国范围内城乡居保政策实施的制度依据，进而对四川省城乡居保和四川省内江市城乡居保在参保档次和当地政府对各个档次的补贴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得出碾盘山村养老保险实施的制度依据。碾盘山村养老保险实施的内容主要包括参保范围的界定、基金筹集方式、养老金领取条件和待遇标准以及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年检。　　对碾盘山村展开调研收集数据是本文得以进行实证研究的前提，因此本文对问卷调查涉及的所有细节均进行了概述，包括问卷设计应遵循的原则、调查的时间、对象、方法、问卷的发放与回收、问卷内容、调查结果等，然后根据调查结果总结出碾盘山村养老保险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农民倾向于参加最低档次、对政策的满意度不高（主要体现在养老金待遇水平太低、当地政府宣传工作不到位、工作人员态度不够好）、以及该制度本身存在不合理之处。　　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对碾盘山村农民参保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根据国内已有文献对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影响因素的研究，结合自身问卷内容，概括出农民参保行为可能受到影响的因素;然后通过SPSS将这几种可能的影响因素与参保行为进行交互表分析，为后面实证分析的自变量选取做铺垫;最后构建二元离散模型对碾盘山村农民参保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由于因变量“是否参保”是一个二项分类，有两个取值，因此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通过将自变量进行向前筛选和向后筛选两种方式进行拟合，所得结果完全相同，且Hosmer-Lemeshow检验结果表明Sig值远大于0.1，表明该模型拟合得很好。实证结果表明，农民的年龄越大，家庭人均年收入越低，对政策越了解，则农民的参保意愿就越强。　　第三部分是基于物价变动的未来养老金领取额预测——以500元/年档次为例，是本文的一个亮点。统计结果表明，目前95％以上的农民参加最低档次的原因之一是出于从众心理，90元/月的养老金完全无法保障最低生活标准，故问卷也设计了能安心养老的每月最低养老金，以及每年最多承受的养老保险缴费两个问题，数据表明几乎所有人都能承担每年缴费在500-1000元的档次，且78.8％表明每月最低200-400元能有助于自己安心养老。针对该统计结果，本文试着探索年均缴费在500-1000元之间，在缴满15年后，农民是否每月能领取300元左右的养老金。因此，本文通过总结对比国内学者关于农村养老保险适度保障水平的实证研究，筛选出适用于以上假设的基础养老金上调机制，由于农民表示心理预期的300元/月是针对当下物价而言，故本文结合物价上涨因素，发现薛惠元和仙蜜花两位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能进一步验证本文的以上假设。即中央财政每年按照GDP增长率对基础养老金和缴费档次进行上调，则假定“标准人”Ta的寿命是75岁，从2016年开始缴费，则第1年即2016年应缴费500×（1+ GDP增长率），第N年应缴费500×（1+ GDP增长率）N，(N≤15)，则平均年缴820元左右;Ta从2031年开始每月领取养老金至2045年，该期间个人账户不再产生收益，但基础养老金仍然按照每年的GDP增长率进行上调，2031年至2045年这15年期间，Ta的每月养老金平均领取额为380元。结合物价上涨因素，农民在2015年所表达的300元/月的期望，即开始领取养老金的2031年的402元/月，该值与380元相差不大，较为符合假定。即中央财政每年按照GDP增长率对基础养老金和缴费档次进行上调，农民的年均缴费为820元左右，处于500-1000元之间，每月养老金领取额为380元左右，处于200-400元之间，满足农民对缴费档次和养老金领取额的期望，同时这种上调机制也不会给中央财政增添负担。　　第四部分则是本文针对调查结果和实证分析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在遵循量力而行、个人义务和长效激励的原则下从事权和支出责任的统一、中央政府的财政投入、不同缴费模式和回报模式的尝试、政府宣传工作和基金保值增值几个方面提出建议。农村养老保险作为一项“普惠”政策，惠及亿万农民，地方政府根据自身财力加大补贴力度，中央政府更有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无论是通过对经济较差地区进行转移支付还是上收事权，应尽量使事权匹配支出责任;农民选择最低档次的倾向主要是因为跟风心理和激励机制不强，中央政府可增设不同的缴费模式和回报模式，如每年可根据GDP增速上调缴费档次和基础养老金，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的选择，进而达到提高参保档次和保障水平的目的。当地政府应该增加基层工作人员，加大宣传力度，突出并精简宣传内容，增加农民对养老保险政策的了解度，提高参保积极性;同时，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的国情不允许过高的福利，因此为了提高养老金待遇水平，应该对养老保险基金进行统筹管理，实现保值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