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明末清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基督教这一热衷于传教的宗教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海上交通的发展开始形成大规模，有组织，跨洲际的群众性传教活动。欧洲的传教士们纷纷涌入中国，希望将福音传播到这个西方人眼中的野蛮之地，把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变成基督教的又一片领地。地理大发现一方面使欧洲的经济强国找到了海外资源和新的市场，同时也为更大范围的传教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一些著名的传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都曾来过中国并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也因此而名留青史，为后人所纪念。但是大多数传教士虽然也曾经做过不少贡献，却由于种种原因一直都默默无闻，不为后人所知。法国耶稣会士李明，礼仪之争中著名的斗士，就是这样一个本不该被历史遗忘的人。 李明是传教士中比较特殊的一个。他于1688年到达中国，1792年就奉命回国，在中国只呆了五年时间。然而就是这短短的五年却将他的命运与影响深远的礼仪之争紧紧联系起来。为了替耶稣会温和宽容的传教策略辩护，他在回国后把自己这五年间的书信结集出版，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现势新志》。这本书以翔实的记录和客观的态度让更多的欧洲人得以了解中国的真正现状，从而影响了许多人对中国的看法。李明也因为这本著作而声名雀起。同时这本很快被列为禁书的作品也让他成为众矢之的，成了罗马教廷和索邦神学院的批判对象。从此李明不但从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而且整个后半生都生活在阴影之中。五年的中国之行和一本书信集永远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李明来中国的经过也和大多数传教士不同。他和另外四名法国传教士不是在获得葡萄牙许可后从里斯本出发，而是以国王的数学家的身份乘法国去泰国的外交船只直接从法国来中国的。这一点也反映了当时欧洲各国之间在亚洲地区保教权问题上的斗争。十七世纪的欧洲正在经历各种动荡，新兴的强国觊觎老国的传统势力，不断试图获得新的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利益，自感向东方扩张己经落后的法国和葡萄牙就是这种情况。亚洲本来属于葡萄牙的保教权范围，法国在利益的吸引下借向泰国派使节之机向中国派了五名“国王的数学家”，希望这些法国的耶鲸会士能为法国的利益服务而不受教廷和葡萄牙的影响。李明和其他四人就这样来到了中国。 在李明身上，科学家的气质远比传教士的气质突出。他首先是一名学者，然后才是一名传教士。在中国这片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土地上，他用科学家的眼光来观察一切，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是利玛窦思想的忠实继承者，承袭了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宽容态度。当然，作为一名传教士和国王的数学家，李明不可能完全摆脱他早己接受的思想。在批评中国的时候，一种征服和侵略的心态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随着礼仪之争的进一步发展，李明将自己在中国期间写给国家，教会，以及朝廷中最有影响的人物的十四封信出版，这些本来是争取他们对耶稣会士所进行的事业给予支持的信，此时却成了耶稣会士在礼仪之争中的反击，成为向世人展示耶稣会在中国朝廷方面非凡成就的证据。他的观点和强硬态度激怒了教廷，政治的阴谋和派系的斗争立即激发了神学家们的争论，最终导致了罗马教廷和索邦神学院对《中国现势新志》大张旗鼓的批判和口诛笔伐。同时耶稣会的唯一支持者路易十四也不再象以前那样支持这个教派了，耶稣会的力量和地位日渐衰落，最终被罗马教廷解散。 《中国现势新志》虽然在出版后不久就被列为禁书，但三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们一直在引用它。书中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对欧洲日趋没落的封建主义感到不满的伏尔泰从李明的书中找到了他寻觅己久的一种理想的国家模式。他对这本书大加推崇，并多次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李明的话。其他人如莱布尼茨，也曾用心研读过李明的著作。 3 虽然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传教士曾经扮演过很不光彩的角色，但象李明这样的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所起的重要作用仍然值得后人研究和借鉴。 本论文得到了郭强教授的精心指导和热情耐心的帮助，在此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