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说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在现代企业制度中，现代企业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衍生出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成为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激励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基本途径和方式。在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和代理双方签订的契约是一种不完备契约，契约中不可能将经营相关的所有细节都详细约定，而且双方的利益目标并非趋于一致，同时作为代理人的管理人员，比作为委托人的股东更加容易获取或操纵公司经营发展的相关信息内容，委托人难以获得公司经营方面大量准确的信息，因此代理人可能以损害股东利益价值为代价来满足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情况下，委托人有必要设计一套激励约束机制，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委托代理双方利益的统一，降低代理成本，于是，以股票为基础的股权激励薪酬制度应运而生。股权激励的核心宗旨是让被激励者与企业所有者利润共享，风险共担，使被激励者有动力按照股东利益价值最大化的原则经营企业，减少或消除短期行为。股权激励作为一种中长期激励机制，在国外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美国公司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对其高管进行股权激励，到二十世纪末，在美国排名前1000的公司中，90%的公司对高管授予了股票期权，股票期权在高管总收入中的占比也从1976年的不到20%上升到2000年的50%，通用、可口可乐、强生、迪斯尼等大公司的期权收益甚至占到高管总收入的95%以上。无论是西方公司金融理论或是实践，均表明在现代产权结构下，股权激励是促进公司价值增长的一个有效手段。虽然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开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但是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数量整体呈快速增长的态势，而我国上市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时有其特有的制度背景下，西方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我国还有待验证。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通过对公布股权激励预案的上市公司的统计性描述分析，发现公布股权激励预案的上市公司数量每年具有明显的差异，并且上市公司提出预案的时机与公司前三年业绩变化有关。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公布股权激励预案的上市公司在股权激励预案公告日前一年的业绩显著小于公告日前三年的业绩中值，并且股权激励事件对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财务绩效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本文得出上市公司在公布股权激励预案时存在择时机会主义行为，即上市公司倾向于在公司业绩较低时推出股权激励计划，以增加管理层利益。⑵公布股权激励预案的上市公司在股权激励预案公告日窗口期的累计超额收益率整体呈倒“U”型走势，实证分析表明这是由于投资者对于股权激励预案呈现出“预期-失望”的反应过程所致。⑶在对股权激励市场反应的稳健性检验中发现：公布股权激励预案的上市公司在股权激励预案公告日的事件期累计超额收益率每年具有明显差异，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当时的市场行情会对投资者的预期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⑷公布股权激励预案并且成功实施的上市公司在股权激励预案公告日窗口期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不显著异于零，说明股权激励不会给股东带来显著的财富增加，并且投资者预期股权激励事件不会引起上市公司财务绩效在股权激励后的经营年度内显著增加，即股权激励不会给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带来未来业绩的提升。⑸通过对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统计性描述分析，发现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业绩在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前显著优于其所在行业平均水平，这是因为在中国实施股权激励是需要费用化的，即股票期权在授予被激励者时其公允价值会被记入到公司的费用中，这使得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不仅无法利用实施股权激励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而且还会使公司产生大量的费用，甚至引起公司亏损，而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存在着亏损退市的制度，上市公司在退市政策的高压下会有强烈的扭亏为盈的动机，因此很多业绩处在亏损边缘但需要激励的上市公司因无法承担巨额的期权费用而不得不放弃选择股权激励，这样就会减弱业绩差的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的动机。⑹以Tobin_Q来衡量公司的财务绩效，通过对上市公司实际财务绩效在股权激励前后变化的统计性描述和回归分析，发现股权激励行为没有给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业绩在股权激励后带来显著的提升相对于股权激励前，同时得到股权激励行为没有给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业绩在股权激励后带来显著的改善相对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在稳健型检验中用ROE、ROA作为业绩衡量指标来替代Tobin_Q所得到的结论，与前述结论一致。⑺通过对股权激励的预期绩效与实际财务绩效的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表明，整体而言，中国资本市场对股权激励事件表现出了一定的理性判断，反映在股权激励市场反应绩效和实际财务绩效之间具有一致性，即投资者的预期在股权激励后的经营年度内得到了实现，说明投资者能够正确预测到股权激励事件引起的上市公司未来真实财务绩效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