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是针对闽南石码镇一座关帝庙在国家权力介入后重建的田野考察。通过田野调查的资料，描述了庙宇重建过程中国家与地方之间相互影响、促进的关系，展现了新时期民间信仰在国家权力映照下的发展，以及国家对于民间信仰管理呈现出的新态势。 首先本文考察了石码民间信仰寺庙重建的动力机制，发现民间信仰根植民间社会的特性是其得以复兴的内在因素，而国家宗教政策的放松，以及地方政府利用民间信仰推动地方经济的做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民间信仰重建的外部动力。 紧接着，本文将目光转向石码最大的一座庙宇--关帝庙。追溯了它从文革被破坏到上世纪90年代小规模恢复祭拜的历史。这一时期国家权力对于民间信仰呈现从严厉到宽容(或者模糊)的态度变化。直至90年代末台湾商人在关帝庙所在地投资兴建商业区，并提出保留关帝庙的请求，此时地方政府出于经济、政治方面的考虑全面介入关帝庙的重建工作。以“保护古迹”的名义为关帝庙赋予合法性，并在“弘扬关帝文化”的语境下为重建募捐。 随后，文章从建成后庙宇的建筑特色、社会声望、经济等因素来分析国家权力为关帝庙塑造出的“象征资本”。包括在普通信众眼中关帝庙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以及在与另一座关帝庙争夺“正统”时，国家权力背景塑造的“体制性文化资本”的作用。 最后，文章从庙宇日常管理与一次神诞仪式的开展上，探讨了国家意识形态对于关帝庙的塑造和制约。通过对神诞仪式从申请到开展的过程追踪，表明了国家与社会是在一个相互谅解与磨合的态势中共同开展关帝庙管理的。同时，通过神诞日庙宇空间的延伸，讨论了关帝庙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 在结论部分，本文探讨了国家权力嵌入下民间信仰独立性的问题，以及国家与社会在庙宇的重建与管理过程中取得认同，共建一致，所形成的“治理”关系。从实践意义上讲，本文所发现的一些事实亦提醒有关部门，改进、完善对民间信仰的管理已经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