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建设及其信息的披露日益成为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相继出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状况也在随之发生改变，尤其是2010年《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发布，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逐渐从自愿性进入到强制性阶段。在此制度背景下，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现状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经验研究证据将具有重要的政策和现实意义。　　 在这一政策推进过程中，沪深两市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整体情况是否有所改观，有怎样的变化，两市之间、不同行业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在强制披露期之前，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自愿性披露；国家对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工作越发重视，开始要求强制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那么内部控制的完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披露又是否真有良效?　　 本文首先以2008-2010年沪深两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列表，呈现出沪深两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2008-2010年三年来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整体披露状况，以及2011年才出现的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披露状况，分析三年来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发布，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的变化趋势，同时，比较研究了两个市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的差异，并具体分析了不同行业间的差异。　　 其次，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提出研究假说，以沪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2008-2010年三年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自愿性披露数据为样本，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将是否由国家控制、年度、行业作为控制变量，研究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自愿性披露的影响因素，并分别替换盈利能力和公司规模的衡量指标以及增加控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再次，从内部控制的目标和实现出发，以2009年沪深两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自愿性披露数据为样本，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通过逐步增加控制变量进行层次回归，研究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自愿性披露是否能够降低上市公司下一年违法违规的可能性。　　 第四章分析表明，从2008到2010年，伴随着内部控制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实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整体状况在持续改善，政策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和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起到了一定的引导和促进作用；上交所和深交所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监管要求有些不同，因此两市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情况存在差异；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在行业间存在差异，尤其是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披露情况；监管部门对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开始有所要求和披露，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正在得到有效的推进。　　 第五章研究表明，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上市公司有着更高的净资产收益率、更大的公司规模、更高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而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自愿性披露水平与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比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暗示我国公司债券市场尚不发达，缺乏债权人信息需求，公司亦缺乏提高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的动机，还有国内股东缺乏对固定资产比率这一项指标的关注。　　 第六章研究表明，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自愿性披露水平与公司违法违规可能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披露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公司，下一年发生违法违规的可能性要更小。公司的内部控制经过独立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其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和完善程度，内部控制的完善将促进企业更加合法合规地经营，降低发生违法违规的可能性。　　 本文还针对每一部分结论阐述了启示及政策建议，提出了分行业制定内部控制指引细则、推进内部控制规范试点和披露实施工作方案、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和实施情况纳入日常监管、出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责任细则、推进中小板和创业板内部控制建设和信息披露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