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电视谈话节目为研究对象,从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发展历程、现实困境等多个角度出发,分析其身陷困境的各种成因,探讨其突围之策与本质属性.文章联系时代发展背景作出的一些分析和判断，相信对于时下热议的电视节目“低俗化”现象、媒体“公信力”的缺失，特别是电视谈话节目的振兴都有不可小视的推动作用。 电视谈话节目，是上世纪90年代才出现于中国电视荧屏上的一个全新的节目形式。她的出现，填补了我国电视节目类型中一项近30年的空白。这一类型节目的诞生，对于中国近十亿电视观众来说，不仅多了一种可以目睹真人、真事，而且还可以听到甚至参与其中畅所欲言的电视节目。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1996年3月创办的《实话实说》，可以说是国内这类节目的“首席代表”。她的闪亮登场一改以往专题节目留给人们的沉重、严肃、说教的面孔，代之以与观众同坐在“一条板凳”上来谈论同样面临的话题。因此，自开播以来“引起了相当多中国电视受众极大的兴趣，与此同时也被确认为是继《东方时空》之后又一个深入人心、影响广泛的电视栏目"。[1]在节目形态上，“谈话类”节目要求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由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在谈话现场，就群众普遍关注的具有一定新闻价值和社会影响的话题，以平和、平等的心态，谈论、辩论或对话交流的方式，表达各自的意见、见解、情感和思想观念。关于“谈话类”节目的属性，有关文章和论著中，有的把她归为社教类节目，有的则把她归为新闻类节目，甚至还有人干脆就叫它“娱乐性新闻节目”。其实这样的划分并无多大实际意义，社教类节目和新闻类节目中都可以使用“谈话类”这种节目形式，如果一定要进行划分，那么也要根据节目的话题和具体内容的属性来划分--当节目的话题和内容偏向新闻性时，它就是新闻性节目，当话题和内容偏向于知识、技能、教育、教养时，它就是社教类节目。 从电视节目发展的角度看，“谈话类”节目的出现，对中国电视节目的影响十分突出：它使中国的电视节目在观众参与方面，跨越了“听你说”，而进步为观众自己的“我要说”。其实,数量众多、类别丰富的国内电视谈话节目已经充分证实了中国的电视受众，不仅“会说”，而且“能说”；只要选题贴切、实在，参与者都是可以侃侃而谈的。正如许多人对“谈话类”节目评价的那样:怎么没看见过排练，没听到过背台词，也没有一次次的重拍?那养鸟的老头儿、农村的大嫂以及忙碌在生产第一线的普通人在摄像机前怎么就能说得那么好，那么动情，那么流畅?其实这就是节目制作者与节目收视者产生了思想共鸣和情感互动，也就是说改变了以往的单向传输，现在变成了双向交流。于是，电视受众参与节目制作的积极性被大大地调动了起来，拓宽了电视台制作节目的渠道，两个“效益”的增长也显而易见。 同时，在解决观众参与节目制作的问题上，可以说“谈话类”节目是一个勇敢的、不知疲倦的探索者。但如何使“谈话类”节目又不陷入熟套或窠臼之中，这也是摆在节目制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著名电视学者张君昌曾针对电视节目不无忧虑地指出:“应该看到，当一个节目刚出现时，它总是充满创新意识的，一旦成熟起来，就有可能形成某种模式，束缚人们的思维，难于推陈出新。即使是内容不同的题材，如果用一种固定的模式去表现，也极有可能使节目失去光彩。”作为表现载体极其有限的电视谈话节目来说，更是如此。有鉴于此，本文将电视谈话节目放在“公共领域”、“公共空间”视野内考量，试图从丰富、完善“公共话语空间”的角度，指出电视谈话节目乃至大众传媒的社会性和新闻性“退化”的一种倾向，探索将电视谈话节目以致大众传媒建设成为社会沟通桥梁、拓宽、延伸政府公共性功能的可能性、必要性与重要性。 文章导论部分由问题的提出、选题的意义、文献综述、核心概念与基本理论、文章基本结构及研究方法等组成。 第一章则着重交待国内外电视谈话节目的由来与发展现状。在突出介绍国内电视谈话节目产生与运作的文化背景时，为下文分析国内电视谈话节目走入现实困境的成因设下伏笔。 第二章重在分析国内电视谈话节目走入现实困境的表现与成因，而且专门从沟通功能角度探讨电视谈话节目的社会公共性价值。试图由此引出电视谈话节目与生俱来的“公共话语空间”本源性思考。 第三章的题目就是“电视谈话节目与公共话语空间”。顾名思义，本章着重揭示电视谈话节目的"公共话语空间"本质属性。 第四章承接上文的论述，探讨完善与丰富公共话语空间的途径与方法，并进一步阐述了从电视谈话节目角度完善、丰富媒体公共话语空间的现实意义。 文章的不足之处是:将人们喜闻乐见的电视谈话节目与涉及政府功能发挥与社会参与进程的“公共领域(空间)”联系在一起，既是一个理论上的突破，同时又是一个论证上的难题。因为国内基本没有可资借鉴的先例可循，加之社会科学的考察手段有限，对国外媒体的考察也是粗枝大叶，所以就目前而言，我们只是从理论阐释角度论证了以电视谈话节目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公共话语空间”丰富与完善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和现实意义。至于如何从更深的层面与更广范围内揭示电视谈话节目的“公共话语空间”本源性特征与联系就显得有些粗糙和为难了。笔者在扼腕叹息之际，也寄望于本文能起“抛砖引玉”之功效，促进有志者对这个学界难题的跟踪与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