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对胡安国作《春秋传》的原因、《春秋传》的学术思想及其地位的升降原因和胡安国的理学思想作一基本的探讨分析。全文共分五章，各章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胡安国的生平著述，分两节。第一节是胡安国的生平，胡安国字康侯，建宁崇安人，宋代理学家，官至中书舍人兼侍讲。胡安国与其子胡宏，为二程之再传弟子。父子二人长期隐居衡山一带，创碧泉书院、文定书堂，授徒讲学，为湖湘学派奠定基础。王安石废弃《春秋》，胡安国以为其乃先圣传心之要典，故仍潜心研究三十年。胡安国死后，葬于湘潭县之隐山，谥文定。第二节是胡安国的著述，胡安国著有《春秋传》30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100卷及一些文集。其中《春秋传》是他倾毕生精力纂修而成，成为元明两朝科举取士的经义定本，是湖湘学派和宋代理学家以义理之学研究《春秋》的代表著作。　　第二章为胡安国《春秋传》的著述，分四节。第一节是胡安国作《春秋传》的原因，其选择《春秋》进行注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是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剖析的。一是跟《春秋》这部著作的性质有关。胡安国认为《春秋》乃孔子亲笔所作，而且“惟此书出于先圣之手”。在他看来，《春秋》是既有五经之妙，又使五经能够得以落实的经世法典。正如他在《述纲领》中所说那样，“故君子以谓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二是在北宋熙丰时期，王安石编《三经新义》，弃《春秋》而不列于学官。王安石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春秋》学人的极大愤慨，胡安国对此就很不满意。三是社会现实原因。胡安国生活的时代正是辽、金相继强盛时期，宋室与之相抗，败多胜少，最后不得不迁都临安;又值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内外交困，宋朝统治摇摇欲坠，黎民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胡安国“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以华夏之受制于夷狄为“深耻极痛”，见“遗黎涂炭”而“常若痛切于其身”。胡安国之所以对《春秋》情有独钟，正是他对现实的深切关怀所致。他将自己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现实中来，努力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和可行方法。第二节为《春秋传》的特点，胡安国为《春秋》作传，主要是弘扬其中的“微言大义”，奠定了将心性之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湘派”学风，一方面为理学的发扬光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套有用的治国宝典。第三节为《春秋传》的成书，《春秋传》的成书过程非常艰难，前后历时三十年，胡安国遍览诸家，不断地进行更定修改，其间既要躲避战乱，又要承受生活的苦难。第四节为《春秋传》的体例，《春秋传》“事按《左氏》，义取《公》、《谷》，大纲本孟子，微辞多以程氏为证”，所以既有经学家的独到眼光，又有理学家的立场。　　第三章为《春秋传》的学术思想，分五节。《春秋》经典本身的性质，加上胡安国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就决定了胡安国注解《春秋》，不是按照寻章摘句的方式，解释《春秋》的词句或考证《春秋》所记事实的真伪，而是为了“经世”的目的，试图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原则的指针和行事的借鉴。胡安国极力宣传“《春秋》微言大义”，本文分五节进行了分析。第一节是理欲关系，胡安国延续了宋代理学家“存理灭欲”的思想主张，极力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和名教观念。同时对胡安国的天人关系论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天人相感相应，但他并不完全迷信上苍，人若能修德，可以达到以德消变的效果。不仅如此，他不迷信鬼神，而且相信人还可以胜天，有积极意义。第二节是华夷之辨，胡安国严夷狄乱华，主张对夷狄要膺要惩，但又坚持以是否坚持儒家的君臣父子大义为标准来评判华夏与夷狄的动态的华夷观。第三节是大一统、尊王思想。胡安国坚持实行中央集权，严防权臣尾大不掉情况的发生;他不仅从名实关系角度来阐发尊王，而且主张对乱臣贼子要诛而不赦，以便捍卫其心目中的独尊的王权。第四节是民本思想，作为一个正统的儒者，他认识到了人民的力量，民惟邦本，本固才能邦宁，建议统治者宽政爱民。第五节是选贤与能思想，他认为贤者与能者就好比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可以辅佐国家这部大机器良好的运转，否则也会有亡国失天下的危险。对于尊贤与尊亲，他还比较客观地处理了两者的关系，提出了“尊贤即为亲亲有道之本”的进步的历史观点。本章在介绍《春秋传》政治大义的同时，力求上升到理学的高度，从理学的角度对其展开分析，胡安国与儿子胡寅、胡宏等，由福建迁往湖南衡山附近定居，潜心研究理学并授徒讲学，创建书院、书堂，积极从事传播理学的工作，其名著《春秋传》就是宋代理学家以义理之学研究《春秋》的理学代表作品。　　第四章为《春秋传》的历史地位，分四节。宋、元、明、清四个朝代，《春秋传》的历史地位也经历了从主流地位到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第一节是从胡安国治《春秋》与前辈孙复治《春秋》、同时代人罗从彦治《春秋》、后人张洽治《春秋》的比较来看，立意上胡安国有更多独创;对待《春秋》经文上，胡安国能够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关于《春秋》的主旨问题，胡安国虽有不尽得圣人真传，有臆说的嫌疑，但却被理学大师朱熹认为其是两宋治《春秋》的最优秀和最精到的代表。《春秋传》成书之后，由于具有鲜明的正宗儒学的特征，即得到高宗赏识，元、明两代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其获得如此高的殊荣是有一定的原因的。第二节是从政治方面和时尚方面分析《春秋传》地位上升的原因。胡安国本人不是一介布衣，他在两宋、尤其是高宗时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他大加发挥《春秋》大义，得到高宗首肯，认为论讲《春秋》，无人能比过胡安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抬升了《春秋传》的历史地位。《春秋传》一方面得到了理学家的青睐，一方面得到参与科举考试的士人的追捧，形成了一股流行之风，所以一些《春秋》学者的著作大都以《春秋传》为蓝本，或内容依《春秋传》为主，或论断以《春秋传》为宗，他们一般稍有自己的见解主张，然终不出胡安国《春秋传》苛刻之习。有时自出新意，又往往心里不安，这说明对其《春秋传》是抱有敬仰的心态的。这样，客观上又促使《春秋传》的盛行。第三节是《春秋传》地位下降的原因。到了清代，《春秋传》历史地位逐渐地衰落，主要有下面几个原因，一是胡安国在《春秋传》中对“攘夷”的强调，让清满族统治者从内心深处而言很不舒服，从文字上就对其进行了修改。二是回归汉学的实证的新风的兴起，对宋儒的逞经臆说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三是一些著作，如明陆粲著《春秋胡氏传辨疑》、明袁仁著《春秋胡传考误》始直攻胡安国《春秋传》之失，此后，很多著作批评胡安国《春秋传》过于深求。所以，《春秋传》的历史地位逐渐下降，直至退出了历史舞台。第四节是对胡安国《春秋传》其他方面的评论。如人们对胡安国《春秋传》“一字褒贬”、“夏时冠周月”、“兵权不可假人”之说褒贬不一，大多数人是持指责批评态度，指出他的偏颇之处。本节在介绍他人观点的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第五章结语是胡安国的理学地位，分三节。第一节是心论，胡安国坚守心体对心用的统合、融摄作用，这和后来逐渐兴盛的心学一派的观点十分接近。第二节是理论，胡安国虽然坚持理一，但是理并不是永恒的存在。第三节是性论，胡安国认为扩充本心就是成性、伦尽，提出“性善”为叹美之辞而超越善恶评价的思想。胡安国的心、理、性论，他讲天理、讲人伦、讲天人关系，以义理解儒家经典，主张复兴儒学，具有鲜明的理学特色，在理学史上第一次提出“心与理一”的思想，大谈“在人则一心也，在物则一理也”，对心、理、性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他将宇宙本体之“元”归之于人的本心，表现出鲜明地心学倾向，但他没有进一步对心、性、理等哲学范畴作理论上系统地展开和发挥，反映了两宋之交理学内部尚未分化的特点，直到南宋孝宗淳熙年（1174年）之后，理学阵营内部才分化出以理为本的朱熹学派和以心为本的象山学派。而胡宏在吸取其父胡安国思想的基础上，也完成了理学中的性学派的创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