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规范性文件数量繁多、适用范围广泛,几乎无所不包。诚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实施保障了行政主体对社会的有效管理,但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外延无节制的扩张遭受到了行政法学界越来越多的质疑。国内当前的法学研究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划定、类型、效力以及对其的监督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全面的论证,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应该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也有所讨论,同时,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也有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对于一些基本的理论和方法已经达成一定的共识。但是对附带审查制度的研究大多还围绕《行政复议法》相关措施的缺陷和完善进行,即便在2015年《行政诉讼法》明确法院附带性审查权后,学者对于法院附带审查制度的探讨还是很少。面对《行政诉讼法》在实践中存在的许多尚付之阙如之处,其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制度的修改也逐渐成了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虽然“不完整的法律胜于不明了之法律”,但粗略笼统的规定不能让制度很好的落实,这需要我们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这一制度进行全面的剖析。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法治发展过程中,最高法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行政诉讼领域,其颁布的司法解释、公布的指导案例将人民法院和其他司法机关长期以来积累的有益经验以法律解释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在全国推动施行。自2000以来,最高法院陆续颁布了几部司法解释,2018年2月6日,其颁布的法释[2018]1号司法解释用了七个表述较为细致的条款明确了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核心要素,尤其是在附带审查的提起、审查程序、不合法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判断标准以及审查后的处理等问题上将此前积累下来的经验固定下来,这对于附带审查制度的构建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相比于法治较为健全的欧美国家,我国的这一制度无疑尚处于建立初期。因此,有必要从法院附带性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标准、审查方式、审查后的处理等问题出发进行研究。任何规范的生命都在于切实的实施。行政规范性文件唯有在对其内涵与外延得到确定,其行政法上的地位和司法效力得以确立,同时保有相关制度对其的制定、运行等过程进行规制和完善的基础上,真正推进其发展的正规化和法治化,才有可能切实有效的得到完善。本文便是从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的基本理论出发,在观察到中国这一制度的立法和实践现状后,深入研究了产生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在此之后又通过考察域外主要的法治发达国家在该制度上的立法和实践样态,逐渐建立起了对这一制度清晰的主体建构和内部设计,最后形成了对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的理解和感悟,在收获学术成果的同时,也期待能为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