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局是中共中央派驻地方的代表机关，是中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为贯彻“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思想而设置的中间层制度。既有的对中央局的研究主要是从五大层面展开分析和探讨:历史-事实层面、组织-结构层面、功能-作用层面、过程-运作层面、人物-事件层面。这些研究缺乏把中央局制度作为一个宏观整体、从学理层面将其作为政党自身建设的组成部分并放在现代国家构建的问题背景中予以考察的作品。中央局存在了近四十年，是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组织形式，在党领导的政治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对现代中国民主集中单一制国家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对于阐释和说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形成和运作、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中间层制度的选择、区域合作的机制和形式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对于改进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间的关系也具有指导价值。　　中央局的成长和演变是中共领导人民创建新中国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局萌生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曲折成长，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得以发展壮大，并逐渐制度化、规范化。国共内战时期，中央局进一步发展，形成大区格局，成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区域性权力中心。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局经历过强化、削弱、撤销的历程，1960年代恢复了运作，后因“文革”爆发而被迫停止工作。中央局的发展史与新国家构建的历程密切关联，其设置和废止都是为了建立一个现代单一制民族-国家。　　中共中央局内部有一套严密的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组织体系。中央局及其所属组织的领导机构（委员会、常委会、书记处）是比较稳定的，并且由于斗争环境的残酷，为了提高效率，维系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其领导体制的设计和运作是集权导向的，其中的民主因素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领导体制的灵活性为中央局的正常运作提供了组织条件。为了保证中央局能够有效地担当其作为地域性领导中心的使命，中央局还设有内设机构、下属党组织并领导相应的政军群组织，这些机构和组织根据生存环境的需要而不断变动。这是中央局生存能力的体现，也是其适应性和不断制度化的表征。中央局的组织架构是中央局功能发挥的制度载体，是中央局工作成效的内在原因。由于中央局的集权倾向，中央局及其内设机构、下属党组织之间，在结构和功能上体现出了高度的同构性。　　制度是揭示中央局和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密码。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央局的具有关键意义的“元制度”，其他制度是在此制度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和书记挂帅的领导机制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形式和外在表现。这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弹性化领导体制为适应斗争环境提供了保证。从实际政治过程来看，中央局工作的绩效与其内部民主的多少相关，也与领导人的能力和品质相关，更与中央决策的正确与否相关。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领导，避免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中共创建和完善了请示汇报制度、巡视指导制度、人事（任命）制度、财务制度和纪律制裁等规范体系和约束手段，使之成为维持和促进共产党的统一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是集权导向的。组织内在地需要制度，良好的制度是组织发挥其潜能的外在条件。中央局能在中共和国家的历史中发挥特殊作用，与其有一套较为完善的运作制度密切相关。　　中央局的角色是多样的，结构是复杂的，功能也是多元的。这种角色和功能的多样性是中央局的适应性和凝聚力的体现，也是这种组织形式产生特殊作用的内在原因。中央局的角色和功能受制于其在中共所领导的政治体系中的位置及外部竞争主体的强弱。其角色和功能中最关键的是中共中央代表机关和执行机构的组织定位。其他的角色和功能都是由此派生的。中央局的权威和合法性来自中共中央的授权。相对于中共中央来说，中央局起着代表和象征、执行和贯彻功能，而对于中央局的内设机构、下属地方党组织、其他政军群组织和社会来说，中央局则起着组织和建构、领导和协调、团结和整合、监督和制约等功能。中央局满足了现代国家构建所需要的组织和领导需求，这是中央局能够与现代国家构建联系起来的内在原因。　　中央局的存在和废止是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外在与内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央局是在战争与革命的历史条件下，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和凝聚力、分散生存风险并避免组织无力和分裂而在地方设置的，是中共“武装割据”夺取政权的战略思想的组织体现。中央局的命运是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程紧密关联的，这种相关性也正是中央局的价值所在。作为一种组织，中央局只是一种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这种工具性决定了它的权宜性和历史命运。当新的国家政权和地方党政组织已经建立，共产党已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和国家治理主体，生存环境根本改善时，分散的领导和统治不再必要，中央局的存在便丧失了依据。透过中央局的历史演变，可以窥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中央局是因应政党政治成为政治生活的一种基本形态和组织方式的社会环境所产生的，这种具有现代性的组织形式却暗合了中国古代政治的某种制度和传统，就是维护以中央集权为内核的“大一统”格局。中央局为新型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党-国家体制的构建提供了组织支撑，为大区格局的奠定，新中国政制框架的塑造，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培育，以及一体多元政党制度和统一战线的建构，新中国政治伦理和国家精神的形成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中央局所留下的制度遗产深刻地渗入到了当代中国政治的体制、制度、运作和精神中。　　中央局的存在、发展和废止是中心主义政治制度演变的必然结果。与传统的中心主义政治制度不同，当代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中已经注入了民主这种现代性的因子，为解决历史上存在于中心主义政治制度中的病症提供了药方。中央、中央局与地方政治组织之问互动的制度、模式和经验在中央局废止后仍然发挥着作用，其中的参与民主的实践为今后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基础和经验。不断扩展地方组织的民主参与，是当代中国中心主义政治制度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