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社会制度状况，研究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现代化进程的最好角度是研究农村这个大场域。中国50％左右的人口在农村，乡村的稳定发展，是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在完成现代化进程时，农村成为一个必然的焦点，要使中国彻底完成现代化改革，从根本上讲是实现农村的现代化。但是，中国自历史形成的二元结构，城市与农村社会存在着很多的差异，随着城市现代化程度的加快，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冲击着进程缓慢的农村社会，原本较平稳的农村社会随着发展潮流的推进，也逐渐变的躁动起来。旧的农村社会秩序在逐渐被打破，而新的秩序还尚未建立，所以不免产生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而农村社会所产生矛盾则更为突出和更具特色。　　农村社会群体性事件的过程、预防、和机制建立的研究越来越多，成果显著。许多学者分别从多角度，多维度进行分析其成因、发展和对策，越来越细化，研究也越来深入。本文在学习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提出问题、描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展开，以中国农村社会近年来频发群体性事件为背景，首先回顾国内外关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一些研究文献和理论成果，总结国内关于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方法和主要观点，界定研究的相关概念，概述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一般原因、特征、表现形式和影响。文章重点在于，以群体聚集过程中手段是否暴力作为分界点，将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分为维权（信访）衍生型群体事件和泄愤突发型群体事件，并且对这两类事件分别列举了一个典型案例，力求对农村社会群体性事件“现象”做一个清晰地描述，通过对两类群体事件的对比，将两类群体事件发生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十个方面:起因、针对部门、心理状态、维权意识、手段、利益相关度、组织性、时间性、效果、影响进行比较分析，剖析其不同之处和各自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从利益表达、心理层面、强度与暴力度三个层面具体分析两类群体性事件的区别，其目的是找出两类事件的关系，即在很大程度上，维权（信访）衍生型群体事件与泄愤突发型群体事件是一种递进转化关系，也是导致“蝴蝶效应”的产生的过程，并通过案例三进行实例证明。因此，需要重新讨论在农村群体性事件中我国政府与群众的博弈关系和政府的责任机制，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危机管理角度，阐述我国对待不同形式的群体性事件的路径选择，并提出我国在对待农村群体性事件风险管理中预控机制的建立及其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