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学在章太炎、梁启超的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主要选取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老庄学为切入点，通过个案解剖，从一个侧面展现他们诸子学的面貌。在此基础上分析、探讨他们诸子学的异同之点，以期深化对他们诸子学的认识，这对准确地把握他们的学术思想是大有裨益的。　　章太炎的诸子学分早、中、晚三期进行考察。早期以《訄书》（重订本）为例，通过对其中诸子学六篇的解读，得出的结论是:太炎早期的诸子学是借古事以论今事，表达政见。中期以《原道》（上、中、下）、《齐物论释》、《检论·道本》为例。《原道》三篇通过对老庄的重新解读，以批评中西方社会现实;《齐物论释》通过以佛解庄阐明了“自由”、“平等”的“内圣外王”之道;《道本》通过以佛解老，宣扬大乘菩萨的救世精神，强调救世的准则是“辅万物之自然”“以百姓心为心”，而“辅万物之自然”“以百姓心为心”的前提是“身知宠辱，以临大患”。晚期以《诸子略说》为例，对其现实针对性作了探析。　　梁启超的诸子学分早期和晚期进行考察，早期以《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例，对其中的儒道研究作了解剖，得出的结论是:其评判儒道的是非是以能否增长国民的自由意志为尺度的。晚期以老庄学为例。其《老子哲学》以《大乘起信论》解老，是要人“离开外生活以完成内生活”;其以佛学解庄主要是要人“不离现境而契合真我”。　　通过对章、梁诸子学所作的个案解剖，本文发现他们的诸子学大致有三个不同特点:①章重微观考察，梁重宏观考察;②梁的治学方法受西学影响，呈现出崭新的论述结构，章则不然，仍延续着中国古典的论述方式;③梁喜以西学附会中学，章则喜以佛学会通诸子。章、梁的诸子学有一个主要的共同点:他们的诸子学都负载着救国和救世的双重使命。章早期的诸子学是要救国，中期的老庄学由救国上升到救世，晚期的诸子学由于国难当头又回到救国上来。梁的诸子学早期也是要救国，晚期也由救国上升到救世。可以说他们都由一个民族主义者上升到一个世界主义者。他们处于一个在民族危亡的重压下被迫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新时代，出于救国和救世的使命感而复活先秦诸子学，赋予先秦诸子学说以新的解释，从而使其获得了新的价值、新的生命。他们突破了为诸子之书作校勘、训诂的旧辙，以自己的方式开辟了先秦诸子研究的新时代，为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化做出了贡献。　　中国古代学术的价值不仅在于学术本身，还在于后人将它加以改造以解决现实问题。章、梁的先秦诸子学给人们的启示是:将古代学术作新的解释以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或者说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必须具备四个条件:①深入理解古代学术的精义;②全面把握人类科学文化最新发展的一般意义;③敏锐洞察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④有改造社会的使命感和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