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著名的现代主义作家,T·S·艾略特和D·H·劳伦斯,与同时代的许多其他作家一样,对远古神话与仪式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一兴趣,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就是大量的神话典故和引喻,甚至以神话模式作为作品的整体框架.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神话—原型批评盛行以来,有不少批评家,以这一新的视角,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分析,得出了不少精当,有趣的结论. 在艾略特和劳伦斯的作品中,死亡再生原型模式——这一古老的神话母题多有再现,亦有众多批评家著文谈及于此.但少有人以此为出发点,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及作家的个人背景分析具体文本,从而挖掘两位作家赋予它的不同意义,并由此比较他们二人对世界对人生的不同看法. 这却是作者在该文中尝试去做的. 该文首先以艾略特的作品《荒原》与劳伦斯的作品《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为分析对象,分别探讨了这一原型母题在具体文本中的再现. 作者选取了《荒原》中的三个主导意象:荒原、火、水来说明这首长诗中的死亡再生原型母题.三个意象都具有双重含义:既喻指毁灭,死亡,又指向复活,重生的可能;而新生必须在经死亡而再生后方能获得.借助它们的丰富内涵,艾略特不仅揭示了精神贫瘠、肉欲横流的现代荒原,和有肉无灵、毫无生活目的的荒原人,而且表达了拯救这一切的希望——在火中烧尽一切罪恶,在雷霆训示之后可能降下的倾盆大雨中获得新生. 劳伦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则主要以三个主要人物:康妮(查泰来夫人),克利福德(查泰来男爵),梅勒士(猎场看守人)的转变来象征经死亡而再生的过程.康妮在和梅勒士结合之前,好像堕人地府的希腊女神配耳塞福涅,生命在空虚的生活中慢漫耗尽.梅勒士使她重生,在与他结合的柔情中,在对身体神秘活力的重新发现中,她觉得体内充盈看全新的生命.梅勒士也获得了再生:过去的他由于对爱,对社会的失望而逃进树林,祈望在这可以获得平静,如今却被康妮燃起了斗志,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就像是被女神伊西斯拯救的埃及神邪奥西瑞斯.克利福德,这个因战争而下半身瘫痪的可怜人,却没有治愈他的伤,我回他的活力源泉.波特太太激起了他对采矿业的兴趣.钻研科技和经营煤矿仿佛使他重新充满了活力,但在劳伦斯看来,这是虚假的再生:他并不懂得生命的真谛;他早已沦为了机器的奴隶. 无论是艾略特还是劳伦斯都并不是单纯地借用死亡与再生这一原型母题作为作品的现成框架.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赋予它象征意义,来揭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的混乱和衰败,并指出陷入危机的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出路.但他们对死亡与再生的象征性诠释,从他们的作品来看却是大相径庭的.艾略特认为导致形成现代荒原的是人们精神追求、道德信仰的丧失.由于过去那种对绝对真理、对秩序、对统一的信奉已化为乌有,所以,要拯救现代文明,首先必须在每个人心中重建精神信仰—对艾略特来说,就是皈依基督——并从而建立基督教社会.与艾略特所描绘的精神荒原以及精神拯救相反,劳伦斯认为现代文明的问题在于人的生命力受到了压制.他尖锐批判将人异化为赚钱机器的机械文明,否定过分压制人的自然生命价值的所谓知识、精神与理性(包括束缚人的本能的基督教文化).他相信在如此荒芜冷漠的工业社会里唯一的出路在于寻求真正的人性——"血性意识"的复归. 艾略特与劳伦斯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文学作品都体现了对人,对社会的深切关注.他们都是时代精神最敏锐的感知者,也是最严肃的思考者.借用死亡再生原型模式,他们表达了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被认为是死了)的忧虑,但又传递了隐约的信心——或许可以向死而生,重建一个健康美好的世界?尽管目的相同,他们的见解却迥异.那么能拯救荒原的到底是艾略特的正统神,还是劳伦斯的异教神呢?作者认为两者都不是,因为他们对社会危机的看法虽不乏切中肯綮之处,却都失之片面.两者观点的不同恰恰体现了文化与自然的对抗:艾略特为了使人不为自己的自然本性所役使而过于强调道德、宗教的约束力:劳伦斯则由于深感人的自然本性的压抑而视所有必要的社会文化束缚为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鉴于任何个人都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这两种途径均有矫枉过正之嫌疑,必将导致相反的结果.所以,唯一解除现代社会危机的办法是使每个人都找到自然自我与社会自我的平衡点,既不排斥道德、文化价值观念的必要约束,也颂扬个人的生命力,肯定人的自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