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等开放战略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的繁荣，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最富有成效的新兴经济体之一。然而在扩大出口与促进经济增长华丽表象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稳定出口的危机，表现在:出口的产品结构过于集中;出口产品的抗波动性还较差;加工贸易是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出口增长的国别多元化仍未实现。受制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中国出口固化问题，易遭受外部冲击出现增长波动，本轮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本文运用新-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结合中国出口贸易的实际发展情况，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中国出口增长的深度过于集中而广度不够问题，以及缓解中国出口固化、实现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对策。　　在对现有文献进行归纳、整理和评述的基础上，本文首先拓展了一个分析结构转型国家出口增长的新-新贸易理论模型。通过对农业隐性失业和价格机制不健全等假定和处理，模型能够更准确地描述和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以老产品为主的原因。在对模型设定的本土适用性检验后，论文接下来测度了中国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并使用修改后的二元边际引力模型从产品和国别方面分析了中国出口固化的原因。接着，本文将单要素结构转型的理论模型拓展为出口产品的贸易方式模型，分析中国对外贸易方式的固化问题——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原因。论文继续使用偏向性技术进步对新-新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模型进行拓展，用以解释和说明中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问题。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使用中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以老产品为主的原因与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有关。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降低了制造业部门实际工资，给低生产效率的老产品出口企业提供了无形保护，数量增长成为转型国家出口贸易扩张的主要动力。同时，老产品出口企业的国际市场地位巩固，削弱了潜在生产者进入市场的动机，减缓了研发和出口新产品的进程。　　(2)拓展后的二元边际模型在理论上说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是正向影响集约边际、负向影响扩展边际的。使用Tobit模型对中国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正向影响集约边际、负向影响扩展边际的效应确实存在。也就是说，中国以老产品向老市场出口的固化原因与二元经济结构有关，且这一结论在直接法测算和“反设事实法”计算的农业剩余劳动比重的实证结果中都是成立的，结论较为稳健。另外，经济规模、贸易成本、人民币升值、区域经济一体化、外部冲击、语言的相通性、政治体制等变量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不完全相同，表明要提高出口增长中的扩展边际比重，出口企业应实施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将目标市场从传统高收入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实现出口的稳定增长。　　(3)拓展为贸易方式的新-新贸易理论模型后，低生产成本是解决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低而非负利润条件高这一矛盾的关键。使用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论显示生产率促进中国加工贸易型企业的出口作用并不显著。进一步分析贸易对提高劳动力实际报酬的作用后，无论是以平均工资还是以正式工、临时工和农民工的工资为研究对象，包括加工贸易在内的出口企业并不具备提升劳动力的实际工资，说明低劳动力使用成本优势是中国加工贸易繁荣的重要依据。但企业的进口和出口行为影响不同属性职工收入存在差异:进口更有利于正式工实际工资增长，而出口对临时工和农民工实际工资更有利。　　(4)拓展为偏向性技术变迁的新-新贸易理论模型后，理论分析的结论表明，比较优势行业的生产企业采用密集使用要素的技术进步会扩大该行业的相对出口，但采用非密集使用要素的技术进步不利于该行业相对出口扩张。使用3位码行业出口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结论显示无论是劳动还是资本密集行业，偏向性技术进步更适合解释中国不同要素密集度产品的相对出口差异问题，且偏向资本的技术变迁也是资本密集产品出口比重不断扩大、而劳动密集产品比重不断减小的重要原因。但由于动态比较优势形成需要一定的时间，现阶段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尚未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前提下，易遭受外部冲击而出现较大幅度波动。　　(5)另外，本文还从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出发，对理论模型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实际估计中国微观企业的TFP后，结论显示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出口。进一步使用Heckman方法分析生产率的促进出口作用，在控制企业规模、生产能力、行业、经营年限、地区、所有制等变量后，中国企业的出口选择和出口供给都表现出显著的自我选择效应，符合新-新理论模型的基本要求。　　结合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结论，论文的最后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和未来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