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法制是我国法制建设中重要的一环，目前我国仍没有一部单行的出版法。出版法规领域最高位阶的是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该《条例》历经四次修订（最近一次的修订是2016年2月），其中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是出版物禁载内容的规定，也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和起点。　　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我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但不论是言论自由还是出版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出版物既是物化的精神产品，也是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其双重属性决定了出版物刊载的内容尤其重要，所以“禁载”是必然的，自出版物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起，出版自由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实施过“禁载”，虽然“禁载”的程度、形式、目的各有不同，但“禁载”的初衷有相似之处。新中国成立以后，也颁布了一批有关“禁载”的法规。　　笔者依照时间顺序，梳理了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和1979年以后两个阶段，从梳理的法规内容看呈现出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法规形式的演变。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我国主要通过出台规范性文件来实施“禁载”，而1979年以后则逐渐通过法律和单行的法律实施“禁载”。这段时间，我国有两部标志性立法，一部是1979年由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从《刑法》开始，出版含“禁载”内容的出版物将受到刑事制裁;另一部是本文研究的标志性立法一一《出版管理条例》，作为我国第一部出版管理领域的专门法，《条例》在“禁载”内容上更加系统和全面。　　第二个特征是法规内容的演变，建国前三十年主要以原则性、政治性、宏观性的“禁载”内容为主，1979年之后开始逐渐往细分领域发展。通过分析出版法规的内容和《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和二十六条，笔者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一条，将新中国的“禁载”内容按客体的不同分为三个类别，分别是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利。再者，笔者分别选取了三个类别中最具代表性、最经典的一点或两点做内容分析，这也是本文的主体部分。　　本文正文包含以下章节。　　第一章论述“禁载”是历史的必然，首先阐述出版和出版物在立法中和学术界的概念变迁，再谈出版自由是一种相对的权利，“禁载”的历史是伴随着人类出版史出现的，不论是西方历史还是我国历史上，“禁载”都无处不在。　　第二章是笔者梳理的有关“禁载”的出版法规，在梳理的“禁载”内容之上，结合《出版管理条例》，将“禁载”客体分为三类，再分别选取其中一点或两点在后面三章中具体分析其演变。　　第三章是以“国家安全”为客体的内容，选取的是禁止刊载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和禁载刊载破坏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的内容。本章首先从整体上分析了立法中的演变特征，再从“禁止刊载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和“禁止刊载破坏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的内容”两个方面分别分析其立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通过案例体现具体执法中的表现。　　第四章是以“社会秩序”为客体的内容，选取的是对淫秽色情内容管制的变迁。本章从“淫秽物品的认定标准的演变”和“对传播淫秽物品罪量刑的演变”两个方面分析法规内容的特征，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第五章是以“个人权利”为客体的内容，选取的是对涉及未成年人出版物内容管制的变迁。通过分析法规内容，在面向未成年人的出版物的立法中，主要在“未成年人出版物类型”和“国家对未成年人出版物的管理方式”两方面发生了变化。　　通过对以上三个类别内容的分析，笔者发现了一些我国在有关“禁载”的出版法规立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得出了一些结论。在网络出版时代，这些问题和结论或许能为现在和将来的网络出版物内容管理提供优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