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对半导体、计算机、网络等产业的兴起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风险投资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日益明显。中国近年来风险投资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缺乏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政策不明确、创业投资人员素质低下、好项目缺乏、企业管理水平低等问题。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实证和建模来探讨如何构建高效率的风险投资网络?微观个体以何种方式更好地融入风险投资网络?如何通过风险投资网络来推动微观个体发展?研究重点放在风险投资网络的形成机理、网络中心性测度和网络效应价值溢出,以期为国内外实务和理论工作者提供一些启发性指导。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着重研究网络结构、群体效应、个体间的互动等,既拓展了传统风险投资理论的研究范畴,又扩大了社会网络的运用范围,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新视角。本文通过对比企业分工和市场分工的效率,发现风险投资网络是一个类似无规则网络的组织,其特有的网络分工是价值溢出的重要条件。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从静态网络拓展到动态网络,提出风险投资网络优化与价值溢出联合演进的思想。　　 在资本市场上,投资决策的正确与否关键在于信息是否充分、全面,但是生产信息需要大量成本,又由于信息产品具有透明度困境、非排他性、复制成本小等特点,市场中极易出现“免费乘车”现象,导致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受阻。信息生产和传播受阻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信息产品生产的激励不足。风险投资网络作为一个强大的组织,能在组织内部互相监督,这种监督能使个体行为对整体收益的实现产生正效应。监督还造成了信息在风险投资网络中的自由流动,最终各家风险投资机构拥有的信息达到平均化,并且通过对信息的吸收改进达到信息的自我增长。　　 本文在马可维茨组合投资理论基础上,认为风险投资网络能分散风险,通过计算机仿真对边和节点的冲击进行模拟,发现风险投资网络对蓄意冲击显得比较脆弱,而对随机性冲击有较大的鲁棒性。　　 由于理性经济人思想的影响,任意一家风险投资机构都是自私自利的,网络存在解散的危机,阶段性博弈无法产生持续的价值溢出,只有通过触发机制的作用,进行无限重复博弈才能维持网络的竞争力,这时的网络效率最高,价值溢出效应最为明显,具备吸引外部风险投资机构加入的能力。　　 风险投资网络的价值溢出效应,导致“富者越富,穷则越穷”的马太效应出现。网络演进过程中淘汰了一些小规模网络和独立投资,最终结果是网络成员对联合投资机会的垄断,进而产生了网络内在位风险投资机构设租和游离在网络外的风险投资机构寻租的现象,寻租导致联合投资合作伙伴的逆向选择,同时造成了风险投资机构对联合投资偏好的变更,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这些不良影响最终都会对社会福利损失产生重大影响。寻租的发生与社会腐败指数、政府效率指数、政治稳定性指数直接相关。　　 由于风险投资机构财务报表是非公开性的,本文采用间接方法,将退出率作为投资收益率的间接衡量。在VAR模型的框架下,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Johansen协整分析、方差分解、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和技术,研究了2000年到2009年十年间我国风险投资网络价值溢出与网络中心性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退出率和程度中心性、居间中心性、亲近中心性之间存在很强的因果关系。协整向量分析得出,联合投资价值溢出与程度中心性、居间中心性、亲近中心性之间存在一个正向的均衡关系,程度中心性、居间中心性、亲近中心性的增加,促进了联合投资价值溢出。然而在这三个因素中,程度中心性的影响最为显著,居间中心性其次,亲近中心性最弱。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程度中心性、居间中心性、亲近中心性都对联合投资价值溢出产生正向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趋势在逐步减弱,然而开始消弱的时间并不相同。　　 由于经济形势、行业发展、地区发展、投资阶段的不同,投资组合有助于分散风险。本文通过对行业多元化、地区多元化、阶段多元化三个多元化指标的定量分析,得出分散化程度越优的年份,投资失败率越低,风险分散化程度越差的年份,投资失败率越高,两者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同时,本文在研究中发现,投资失败率首先取决于行业多元化程度,其次取决于地区多元化程度,最后取决于阶段多元化程度。　　 是否参与联合投资受多种因素制约,包括项目融资的金额、风险投资机构的规模、风险投资机构在该行业的投资次数、是否为高科技项目、被投资项目年龄、在中国投资年数、基金年龄、行业经验、联合投资次数、是否为独立机构、是否为海外机构等。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推断,得出项目融资金额、在中国的投资年数和行业经验对于联合投资发生概率起很大作用,被投资项目的年龄处于统计学意义的边缘,而管理的总资产和行业投资次数对联合投资发生概率的影响较小,模型的预测准确率为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