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国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利用外资政策对实现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利用外资取得显著成就，自1993年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除美国之外利用外资金额最大的国家。进入21世纪，中国面临新的发展环境和战略机遇，利用外资的政策及其效应需要重新审视，以适应国民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　　本文以国际经济学、金融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统计学、博弈论等综合理论为指导，对利用外资政策的理论依据和基本规律进行了探讨;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中国利用外资政策及法律制度环境进行了深入分析;采用国际对比的方法，研究了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利用外资政策的利弊，探讨了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定位和未来趋向，并为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对策建议。　　分析结果表明，主导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理论依据虽然差别很大，但总的历史趋势是，排斥外资的理论越来越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排斥”，而欢迎外资的理论则越来越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外资流入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取决于该国的政策体系和运用外资的能力。要制定科学有效的外资政策，需要必备的基础条件:正确的外资政策目标定位、足够的政策识别工具、高超的社会成本收益分析能力、合理的制度安排。　　中国利用外资的动因已发生变迁，由最初的以资金需求为主，到通过引进外部资本获得技术和管理，到借以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利用外资动因的改变，要求对利用外资的政策进行调整。中国经济增长应立足于内资还是外资;是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还是主要依靠参与全球化分工，这是中国利用外资政策最终要考虑的基点。必须用新的发展观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政策应服从于国内的基本战略、服从中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的取向。　　在内外资关系方面，应促进内外资关系的协调发展，重在创造利用一切资本的制度和市场条件。不仅要重视外国资本，也要为民营资本的利用创造条件。要重视对外商吸收能力的提高，进行要素配套和制度配置。中国应尽早制定并购法与反垄断法，通过并购投资和所有制财务安排促进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的关联。　　“超国民待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市场经济发育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超国民待遇”政策将国内企业置于一种不平等的市场竞争地位，其所引致的寻租行为是以破坏市场机制，无限度牺牲政府财力为代价的，这与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是相违背的。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性因素对其吸引外资具有重要影响。外资优惠政策尽管对吸引外资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根本上讲，吸引外资还要依靠整体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外资的地区竞争力是综合因素的合成，有外资参与的产业集群在吸引外资中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政府在利用外资政策的竞争中，仅仅提供与其他地区相似的政策激励是不够的，还要提供对手短时期无法简单模仿的更具实质性的投资激励。中国投资环境的综合水平是产业集群能否生存发展的关键，也是外资企业在当地扩大资金规模还是另选一处进行转移的关键。　　地方政府利用外资政策的竞争也不完全是一种你死我活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存在合作和互利的可能，产业集群外部性的特征会为相邻的地方政府创造合作竞争的机会。因此，地方政府吸引外资进入形成产业集聚的竞争可以是一种协作式的竞争，以共同的努力提升所在区域的竞争力。从深层次提高当地的投资环境的水平，从基础设施及相关的服务环节入手，在政府的办事效率、社会安定、教育培训、人才市场、中介机构的专业服务方面，努力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和商业生态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当地产业集群。　　面对世界各国日趋自由化外资政策，中国利用外资政策未来的调整方向是，在国际层面，更多关注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在国内层面，应从以优惠政策为主到开放政策为主，再到以投资促进为主，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性利用外资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