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导论、上编、下编、余论四部分组成,探讨春秋笔法与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问题。导论介绍了“春秋笔法”的研究现状,薄弱环节,“春秋笔法”的研究意义和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并对“春秋笔法”的渊源与形成,流变与整合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上编暂缺,下编主要探讨“春秋笔法”在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中的作用,共分三章,观点如下:　　 第一章探讨“春秋笔法”在作者、叙述者和叙事视角中的作用。认为,作者的微言大义、美刺褒贬首先足通过叙述者的介入和叙事视角的切入来实验的,不能抛开作者来谈小说叙事,这是中国叙事学不同于西方叙事学之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叙述者也可分为“可靠的叙述者”和“不可靠的叙述者”。前者大都具有“史官”特点,褒善贬乏恶,据事实录,故所用“春秋笔法”呈现出“直而切”特色;而后者表层叙事与深层用意的不统一正显出作者的公事智慧,故所用“春秋笔法”则呈现出“曲而隐”的特点。“春秋笔法”在古代小说不同叙事视角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如果说在全知叙述中呈现为褒贬分明的显性样态,那么在限知叙述中则呈现为隐性样态,在客观叙事中就更加隐晦,进而提升了小说叙事的文学魅力。　　 第二章探讨作者运用“春秋笔法”在小晚叙事结构中如何通过“笔则笔、削则削”寄寓褒贬之义。从六大古典小说叙事结构特征看，大致可分为“缀段式”和“网状式”两种,但都以“纪传式”为基础。这一结构特色使作家能更加自觉地运用“春秋笔法”表达美刺褒贬。《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属于“缀段式”结构,即通过贯穿全书的结构意脉把多个人物传记组合成有机的整体。《水浒传》从“义”到“忠”的意脉流动,不仅反映了忠义观念从俗文化中的江湖义气向雅文化中的儒家忠君思想的嬗变,更反映这一嬗变的悲剧性结局带给人的深刻的历史反思。《西游记》以“收心”“定心”“修心”为结构意脉,象征着西天取经的过程,是由魔成佛、由妖成仙的修心过程,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修身过程。《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贵”作为全书的结构意脉,在于作者以诛心之笔写出了儒林士人受“功名富贵”的毒害由肌肤到内脏到骨髓的血淋淋的历程。作为网状结构的《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都以人物传记关锁全书。以诸葛亮关锁全书意在表达《三国演义》“尊刘贬曹”主题下明君贤相的治国理想以及理想不得实现的深沉感慨;以西门庆关锁全书意在表达《金瓶梅》钱色交易背景下的政治批判主题;以贾宝玉关锁全书意在表达“石”与“玉”冲突下人性被社会异化的痛苦历程和人性回归自然的象征意义。　　 第三章探讨“春秋笔法”在小说叙事技巧中的表现。认为,尽管古代小说评点家归纳出许多小说叙事技巧,但“春秋笔法”是中国古代小说最基本的叙事手法。《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的笔法与小说叙事技巧异曲而同工,依次表现为露珠映日一叶知秋,草蛇灰线绵针泥刺,曲笔回护褒贬有度,明镜照物妍媸必露。总体特征是文约而意丰,委婉而多讽,即“春秋笔法”之尚简用晦而意含褒贬。　　 结论是,“春秋笔法”是中国小说叙事学的基本特征。如果把作者视角、结构寓意喻为小说叙事的树根、树干,那么叙事技巧就是满树的枝叶和缤纷的花朵,“春秋笔法”则以一贯之。　　 余论:探讨“春秋笔法”在中国文化诗性话语建构中的作用。认为中国文化的诗性话语是三维结构,即《周易》之象、《诗经》之兴、《春秋》之笔。“易象”用以喻理,“诗兴”用以抒情,“史笔”用以叙事。三者各有不同的作用,却都表现出隐约含蓄的诗性特色。其中“春秋笔法”作为三维中的一维,在叙事方而对于中国文化诗性话语的建构有着不可代的作用,这一点又常常被过上所忽略。如果说《周易》之象,《诗经》之兴形成了中国古代形象化说理与抒情的传统,那么,《春秋》之笔则形成了中国古代尚简用晦的叙事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