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作为“文类之母”，其曾在古代文学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席地，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散文曾与诗歌并举，“诗文大国”的称谓由此而产生。自现代文学变革，中国知识分子深谙传统的文学架构难以承担起变革社会和启迪民众的重担，便开始向西方取经，从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吸取养料，丰富补充中国的各方各面。中国散文在西方随笔和小品文的引入中，与晚明小品文相互生发，并在周作人、郁达夫、鲁迅等人的文体实践与理论探讨后，现代散文观念得以重新确定其文坛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在国内的培植和政治气候的逐渐开明，整个中国文学开始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在90年代中后期，散文迅速地升温，文化散文、大散文、学者散文、思想随笔、女性散文、“新散文”等粉墨登场，一时热闹非凡。然而，文学作品因与政治分缘，逐渐被放逐到市场中，成为商品的一种，接受着市场规律的制约，散文作品创作曾差不齐。在90年代末期，散文热渐渐趋向理性，大批的散文创作者意识到散文创作中出现的偏差，开始以自身的实践来改正、引领散文的创作流向。而“新散文”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轫，经过近十年的创作积累与探索，逐渐引起散文界的重视。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新散文”的出现是内部和外部因素相作用的结果。可以说它在精神气质上延续了“五四”变革创新的特点。其立足于90年代散文热的大背景和思想文化界“去中心化”的社会基本语境，力求能恢复散文个性化写作的本质。而在具体的散文创作实践中，他们致力于用自身的作品来与他者对话，来规范散文的秩序。从创作者的文本来看，其继承了80年代小说创作的先锋姿态，对叙述、语言和主题等进行一系列的变革和尝试。正因为其与传统散文决裂的姿态，以及其作品与传统散文的反差性，使其在各个层面上对传统散文形成挑战。　　“新散文”的文体探索是以散文本身具有的文体开放性和多元性为基础的。“新散文”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创作特征涉及到散文的多个基本要素，本文拟就以“新散文”的作品为基础，深入探讨“新散文”的创作特征，以展现其对传统散文的突破和超越。“新散文”创作特征包括:其一是无限制的长度篇章，“新散文”在文章的规模上突破了传统散文短小精悍的特点，大容量涵盖了更多的内容和精神气质;呈现出一种大气的姿态;其二是“新散文”个性话语的建立，其一改散文过往作品的公共话语模式，让语言回到了事物的本身，致力于恢复语言的秩序，恢复散文的个性化本质;其三是建立在虚构上的真诚，“新散文”作家在创作中融入了想象和虚构的成分，使得散文的内在张力有了进一步的拓展，而这一切又遵循着作家真诚情感的原则;其四是多主题变奏，“新散文”文本在结构上的充分敞开，人们已很难用传统主题学的研究来探察文本，多层次的主题展示使得文本内容更加丰厚和富于内蕴，充分增加了散文的自由和包容;其五是多元化的叙事策略，新散文作家普遍采取了底层叙事的视角，让写作回到历史中，回归到大地之上，用生活或历史本身去构筑作品，而在这之间更多的是采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如意识流、反讽、复调等等;其六是文体的兼容并包，“新散文”消解了各种文学体裁中的界限，把小说、诗歌和戏剧中的表现手法融入到了散文的创作中。　　“新散文”的创作经过了10年的历练，其间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创作者态度过于偏激、作品趋向于贵族化，远离大众的阅读习惯、过于注重内在的情感挖掘而不顾外部世界和语言的刻意求新，使得词语脱离了本真等等，都需要在以后的实践中得到重视并逐渐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