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思想的“变”与“不变”,是鲁迅研究中历来争讼不清的问题。坚持鲁迅思想发生转变的研究-者认为他在1927年开始“向左转”,而竹内好执着于探究其思想“不变”的内核。本文在充分重视鲁迅自我体验中个人救赎和国族重建之间矛盾的基础上,把他的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结合起来对其“向左转”展开思想发牛学探讨。这种探讨将在竹内好的解释系统之下,吸纳丸山升的实证性研究方法,重视鲁迅私人层面的生命体验,以期打破仅仅依据外在思想资源解释其“向左转”的单一模式,为这种转变的发生提供更为内在的合理解释,从而沟通处于隔阂状态的这两种学术话语。在具体分析方法上,本文以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概念切入,重点探讨鲁迅如何努力去建构现代“自我”及其何以最终走向失败。我把1924-1925年看作他这种努力归于失败,从而走出自我困境的临界点。基于这些理解,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简要追溯鲁迅自我同一性危机的根源及其表现形态,为第二部分探讨提供必要前提。这部分重点通过对鲁迅早年论文以及《呐喊》的考察对此做出描述。　　 第二部分结合鲁迅的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着重论述1924-1925年他的同一性混乱状态及其解决这种危机的努力最终如何走向失败。这部分通过探讨《苦闷的象征》、《彷徨》、《野草》以及《出了象牙之塔》来描述这种转变的内在精神脉络。　　 第三部分重点分析1925年鲁迅的现代自我走向分裂之后创作上产生的分化,为第二部分论述作必要拓展说明。这部分沿着他自我分化的精神脉络,描述《朝花夕拾》、后期杂文以及《故事新编》所呈现出的文体分化现象。　　 本文认为,在鲁迅自我同一性体验变迁的相应阶段,其思想经历了从早年超然物外(超人)到《呐喊》时代观念上回到现实(狂人),再到1924-1925年行动中“执着现在”的转变。1927年“向左转”的发生正处在“执着现在”这一思想启悟的延长线上,这个更早发生的自我转变构成了鲁迅后来有关革命的所有思考和行动的根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