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曾在著名的“哈钦斯报告”,即《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这样说:“文明社会是一个思想观点的运作系统,它靠消费思想观点来维系和变革,因此,它必须保证其成员所持有的尽可能多的思想观点能得到它的审视。”如果用它来表述纪录片,尤其是后现代语境中的纪录片,其实也很恰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外纪录片创作比较研究这个看似非常陈旧,但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化软实力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受众中心论与市场机制共同起作用的时代,的确是一个值得被重新认识的论题。　　 绪论章节首先提出本论题的研究目的及意义,即通过对中外纪录片的比较研究,找出一个一般性的纪录片理论,并在中外借鉴交流的过程中为中国纪录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程式,在纪录片理论研究中留下自己探索的足迹。为达到这一目的,本文对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从四个内涵逐渐递进的范畴界定中外纪录片比较的研究对象,提出本论题的研究方法。接下来的章节结构正是基于创作维度的纵向环节(创作者)与横向环节(创作观念、创作选题、创作叙事、创作风格与创作审美)之上的,在每一章中都运用了中外比较研究的方法,或通过平行比较,或通过影响比较来得出相关结论,同时注重将其还原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文化传统中,避免了论说的简单抽绎性。　　 中外纪录片的创作者比较研究是从历时性的层面进行的,为了逻辑体例的清晰,将其分为五个阶段,即前记录时期、泛记录时期、政治工具性时期、反思性时期和商业利润时期。在线索梳理中,可以看出中外纪录片创作者的交流正是在不同时代的背景下开展的,并且是互相影响、彼此促进的,当然,由于中国纪录片水平相对落后,从总体上来说,国外对中国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中国对国外的影响。　　 中外纪录片创作观念的比较研究是从横向进行的,在研究中,本文采用了艾伯拉姆斯的观点,将纪录片创作与现实世界、创作者、作品、观众等四个因素进行关联,提出了纪录片创作观念研究的四个维度,即纪录片创作与现实世界相关的真实性观念、纪录片创作与创作者自身相关的文化观念与道德观念、纪录片创作与作品相关的意识形态观念与社会责任观念、纪录片创作与观众相关的市场机制与管理机制观念等四个方面。在每一个维度中,又细致地区分了由于中外文化传统、政治环境、社会需求等方面的不同,导致的中外纪录片创作观念的差异。　　 在中外纪录片创作选题比较研究中,本文将创作过程中的选题环节分为三个阶段,即创作准备阶段的创作构思、创作开展时期的题材选择与创作完成阶段的提炼主题。同样,由于中外纪录片创作的历史源流、现实状况、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中外纪录片创作选题方面的差异。　　 中外纪录片创作叙事的比较研究重点比较了中外纪录片创作中叙事者、叙事语言、叙事结构等三个方面的差异与关联。对于国外的创作叙事,主要采用了结构主义叙事学方法论；对于中国,本文认为由于创作者对写意、意境、议论等功能的重视,导致了国内纪录片作品叙事性的相对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国际化市场开拓。当然,随着纪录片产业化进程的逐渐开展,从主观上说,国内创作者越来越重视纪录片叙事。　　 按照表现与纪实的标准,中外纪录片创作风格一章将创作史中形成的多种风格流派进行了汇总、比较,总结了国外偏重于纪实的弗拉哈迪式人类学创作风格、直接电影风格,偏重于表现的维尔托夫电影眼睛风格、格里尔逊风格、新纪录电影风格,介于表现与纪实之间的真实电影风格、自我反射式风格等流派；对于中国的纪录片创作风格,总结出偏重于表现的诗画风格、故事风格、政论风格和偏重于纪实的纪实风格。在比较的基础上,将中国风格作为可与国际进行平等对话的体系。　　 由于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创作者,因此,在中外纪录片创作审美比较研究一章中,大部分篇幅都用于探讨创作者的审美本质、审美感受、审美形态,将中外创作审美差异进行了本源性的追溯。在受众中心时代的背景下,创作者的审美感受是否可以通过作品准确地传达给观众,还需要对观众与创作者之间的审美感受差异进行分析,文章主要分析了跨文化交流中的审美视域融合方面的问题。　　 智利一位纪录片导演曾说过:“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好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与之相类同,中国也有句俗语,“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在一百余年的影像时代,纪录片充当了影像史的重要角色,也正因为如此,它所具有的文化、艺术、历史的价值已经被充分认识,担当起文化传承、文化交流的重要职责。作为世界纪录片创作版图中的一块,中国纪录片受到了国际上纪录片创作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巨大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创作者秉承的创作观念、选题策略、叙事模式、风格流派甚至审美感受都通过各种途径,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纪录片创作者。但我们也不能过度夸大这种外来的影响作用,因为显然这种影响是缺乏本土根基的,中国创作者更多地受制于自身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内部因素,对外来的影响表现出表面或浮浅地学习与模仿。从创作者的个人作用来看,他所具有的情感态度与审美目的,其所试图传达的理性思索与创作观念,其对于生活的感知记忆与作品传达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这些合力作用下,中国纪录片从整体上呈现出从国家工具形态逐步演变为大众媒介形态、从政治产品演变为文化产品、从国内走向国际、从民族走向世界、从个人行为走向社会行为的过程的轨迹。　　 从比较的维度看,中国纪录片创作者一直存在着唯艺术、唯政治的倾向,缺乏国外纪录片创作者对技术实验、理性反思的基因,因此,在一个多世纪的纪录片发展史中,中外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创作轨迹。20世纪80年代中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对外来理论的借鉴和中国社会现实的召唤,最终形成中国纪录片创作者的反思,并随着文化商品化的浪潮而与国外创作者合流,统一到纪录片商业利润的属性追寻中。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纪录片的主体性仍未能成型,对话的互动不能完成,因而需要中国纪录片创作界及理论界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中国纪录片创作的良性发展,需要理论上的助推力,中外纪录片创作比较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其目的在于通过梳理不同媒介生态下中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纪录片的纵向发展脉络,结合全球化的背景,对各国各个地区的彼此横向交流及影响下的纪录片进行谱系勘定,力图将历史探寻和美学沉思结合起来,通过客观的概述、特点的比较及理论规律的总结这三个部分有机结合来描述界纪录片发展的概貌,揭示各自文化背景中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制度下纪录片理论的独特性,为中国纪录片的良性发展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