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随着财政学与金融学的不断影响融合,国外的研究学者越来越重视政府的公共财政政策对金融资本市场的作用影响,并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税收概念——隐性税收。隐性税收的产生是假设在税收以外的其他条件均相同的情况下,因为投资人竞逐于税收优惠资产,使其价格被哄抬,从而导致的该项税收优惠资产调整风险后的税前报酬率降低,这一税前报酬率降低的部分,即为投资于税收优惠资产所支付的隐性税收。　　 隐性税收与显性税收是相对的一组概念。隐性税收产生的动因是税收优惠政策的存在,纳税人通过获得较低的税前投资收益率从而隐性地支付了税款。显性税收与隐性税收的纳税主体均是纳税人。但税收的支付对象不同的是显性税收的支付对象是税务机关,而隐性税收的支付对象根据引起隐性税收的动因各异,可以是生产要素的供应商、产品的消费者等。因而,理论上认为,显性税收是纳税人按照税法规定负担的应当支付给税务机关的税款,而隐性税收则定义为纳税人持有税收优惠资产而获得较低的税前收益率,承担导致税前收益降低的机会成本。　　 隐性税收理论的提出使得对税收领域的研究进一步的扩展到了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上来,资产税负的差异和税收政策的变动在此研究框架下成为了影响金融市场资产价格和定价体系的重要变量因素。金融市场价格波动预测本身就是一个公认的国际性科学难题,改变传统的线性的、理性预期的财政税收政策影响的预测模式,从而采用现代计量经济学与非线性动力学的新型税收研究方法,对于定量分析税收政策变量在金融市场中的影响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隐性税收的定性分析与定量测度为研究的首要目的,以隐性税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收益影响和对资本市场的股票及债券价格影响作为研究的主线,在对隐性税收的发展方向和研究内容做了系统性介绍以后,主要研究重点集中在对隐性税收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在理论上,本文探讨了隐性税收作用的三大标的(股票收益率、债券利率及上市公司税前收益率)和测量各种标的隐性税负的数量模型,并进一步分析在隐性税收作用于各种标的的路径方式及隐性税负的最后归属。在实证上,本文主要的研究方向有以下三点:(1)我国上市公司发展过程中所承担的有效税负和隐性税负,公司投资结构和税收地位对其自身税负的真正影响及其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主动的改变自身税收负担(通过投资结构的选择减少有效税负和通过纳税方式减少隐性税负)；(2)我国股票红利发放时的隐性税收效应及隐性税率与企业股票收益率的相互影响关系,定量测度隐性税负带来的资产价格波动和资产投资回报的差异,以说明税收政策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程度与作用范围；(3)我国债券市场中享受税收政策的债券标的是否会承担因资本追逐而承担隐性税负,即相对于企业债券和公司债券而言,国债和金融债券的风险调整后税前收益率是否更低,以检验隐性税收效应对我国债券标的的确切影响。　　 本文共分七章,其中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是研究重点。分别通过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思路布局全文的研究框架,主要结构如下:　　 第一章,导论。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方向,界定了隐性税收的概念和内涵,引述了隐性税率和显性税率的衡量与定量计算方法,而后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最后总结了本文的写作意义与创新。　　 第二章主要内容为隐性税收理论的发展综述,涉及隐性税收的文献探讨与发展方向分析。从隐性税收的研究主题与研究标的两种视角分别系统的讨论了当今学术界对隐性税收理论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成果,并将隐性税负的归属分析和税收资本化问题作为第六章隐性税收评价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同时也以研究标的中的公司税前收益率、股票收益和债券收益研究作为第四章与第五章实证分析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借鉴。　　 第三章为隐性税收的理论分析,主要解决了隐性税收的归属、隐性税率的测量模型和隐性税负对企业投资决策等三方面的问题,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打下理论基础。在隐性税收的归属方面,主要讨论了理论上的隐性税收获益方以及不同市场结构下的隐性税收利益的归属问题；在隐性税率的测度方面,本文以“S—W”模型为基础,通过构建新的隐性税收测量模型来计算我国股利分配效应的大小,同时,本文也利用隐性税率与股票收益率相互作用的VAR模型,以定量分析隐性税收对我国现行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冲击。　　 第四章和第五章为隐性税收的实证分析,通过前文所讨论的测量方法和推导模型,以具体衡量我国金融市场的隐性税收效应。其中,第四章主要分析我国上市公司所承担的隐性税负问题,以及在不同市场结构下企业承担隐性税负的差异。第四章首先通过分析税收规则设定对上市公司市值扩张的影响,指出上市公司的税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来源于政府的税收优惠规定,而是来源于税收规则中对不同投资资产的税务处理方式,以及在此处理过程中所形成的隐性税收。然后运用改进后的“C—W”模型实证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隐性税收负担,得出在不同市场结构下各上市公司隐性税收的负担程度和改变能力。第五章主要分析隐性税收理论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具体运用,首先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红利发放过程的隐性税收效应,即股利率效益,其次通过变量自回归模型系统的验证了企业承担的隐性税率与其股票收益率的相互影响关系,最后验证了我国债券市场的隐性税收效应和税收优惠债券所承担的隐性税率,从而较为完整的证明了隐性税收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存在性问题,并对隐性税收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政策冲击和对股票、债券的收益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定量研究。　　 第六章为隐性税收理论运用的后续研究和实证结论的运用,主要涉及对隐性税收的评价探讨,在明确隐性税收对市场定价和税收归属等方面带来危害的同时也说明了在一定环境中隐性税收会抵减到传统显性税收对经济造成的无效率扭曲,以为我们更好的评价隐性税收作用和对政府税收设计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　　 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1、我国现行税法对企业的不同投资产生了差别的税收待遇。由于所得税法中对“企业所得税基”的衡量差异,造成了投资结构不同的企业在相同法定税率条件下仍然面临不同的有效税负。有形投资高的企业,由于其固定资产规模庞大,会造成税负测度过程中这类企业的有效税率大大高于固定资产比重低的企业。同时,企业也能够通过投资结构的改变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发展过程中的有效税收负担,从而使企业发展过程中更多的加入了税收因素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了税收与企业战略间的联系。从隐性税收的角度来看,上市公司有效税率的差异正好反映了企业间的税负差异,上市公司的股票也价格也会因此进行调整,从而改变上市公司股票作为投资标的的税前收益。　　 2、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己不能完全获得行业税收优惠所带来的利益,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行业间的隐性税收效应已逐渐增强。隐性税收效应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的表现程度也存在差异:在市场集中度高的垄断性行业,上市公司基本不承担隐性税负的影响,隐性税收的获利方从政府税务部门转移到了上市公司；在市场集中度低的竞争性行业,由于市场的摩擦小造成的资本流动迅速,享受税收优惠的上市公司会承担很大程度的隐性税负,从而抵消掉其税收优势地位所带来的额外收益。　　 3、在股利分配过程中:首先,股利分配过程中的税负差异所带来的隐性税收效果在我国股票市场确实存在,股利是否发放以及其分配比率会对相应的股票收益造成确切的影响,股利率效应的存在性在我国金融市场得到了证明。其次,我国税法对企业股东不同的税收待遇使得上市公司的股东构成对股利分配过程中产生的隐性税收规模造成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显著性效果仍需进一步证明。最后,相对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而言,我国股票市场的股利率效应并不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股票价格的波动受信息影响等其他因素干扰较大,并且股东红利等投资收益在资产总回报中所占得比例也相对较小。　　 4、我国上市公司隐性税负与股票收益的影响关系:首先,隐性税率代表享受税收优惠企业所付出的投资回报率降低的成本,这种成本可以明显的通过其证券交易市场上的股票收益反映出来,上市公司所承担的隐性税率与其公司股票收益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其次,隐性税率对股票收益的影响主要通过股票价格的波动来体现,而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对相关信息的反应往往是及时而短暂的；最后,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的变动对公司所承担的隐性税负影响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股票收益的变动只是改变了股东权益等计算隐性税率的基本因素,但并未改变企业所面临的税收政策等决定隐性税率高低的关键指标。因此,企业的隐性税收负担会对企业股票的收益率造成明显的影响,在评估股票价值的同时,应更好的考虑到税收规则所带来的影响,从而更为准确的评估企业股票的真实价值及股票收益的变动趋势。　　 5.本文发现享受显性税收优惠的债券(如国债)会以相同利率条件下更高的市场价格或相同的购买价格下更低的利率回报等形式承担隐性税收。隐性税收作为资本自由流动的债券市场上投资者决策对政府税收规定的调整,其对政策的反应程度甚至于已超过了政策的本身。通过对我国债券市场的样本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对于我国投资者而言,购买享受税收优惠的国债所多支付的价格成本已超过国债利息中的免税总额,即投资者所享受的税收优惠不能弥补其多支付的购买价格,调整风险后的国债最终税后回报要低于公司债券的回报,国债所承担的隐性税负超过了其显性税负的优惠额,从而最终承担了更高的总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