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银行业金融危机频频发生，世界各国对金融监管问题越来越重视，资本监管已逐步演变为国际国内银行业监管的核心内容。银行业资本监管既是一个实践问题，又是一个理论问题，有必要结合国有商业银行实际情况，在财政领域进行研究。 从各国具体实践看，美国是最早实施资本监管制度的国家，也是《巴塞尔协议》的主要发起国，其资本监管经验对各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日本、印度等国的资本监管实践也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尽管存款保险制度有助于消除银行挤兑，但也导致银行业资本比率下降和道德风险加剧。运用资本结构理论的分析表明，实施资本监管可以有效逆转存款保险制度下资本比率下降趋势，对银行的道德风险也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资本充足率是银行稳定性的指示器，如果资本充足率很低，则很难说一个银行或银行体系是稳定的；另一方面，决定银行稳定性的因素十分复杂，资本充足率监管也有一定局限性，所谓资本充足性也只是相对的。 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以国家信用代替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对其资本监管实际上是低效的。股份制改革不仅是对国有商业银行实施有效资本监管的前提条件，而且强化了资本监管的必要性。 新资本协议强调资本充足率要求和市场约束，有可能出现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资产负债表渠道，资本监管可以作为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实际上，2004年4月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将存款准备率与资本充足率挂钩，即是利用资本监管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实践。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优化宏观经济金融运行环境，是实施有效资本监管的外部先决条件。财政与金融的内在联系决定了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转变，国家财政部门对金融业实施监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必须加强对股份制改革银行的财政监管。适应《巴塞尔协议》和新资本协议的要求，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强体系稳定性，不能单纯依靠国家注资等外部政策，最终要落实到银行内部管理改革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