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的神性和来源问题肇端于“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在“古史辨”讨论初期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顾颉刚在该文中提出了他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并大胆预测禹在古史传说时期是一个神。一场讨论随之引发,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背景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风潮影响,使这场讨论在胡适的读后感中以顾颉刚一方胜出而匆匆结束。然而在随之出版的《古史辨》第二册中,同时代的学者对这场讨论仍然意犹未尽,他们对顾颉刚和站在他对面的刘胡二先生的古史讨论中运用的方法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反思。笔者在翔实还原这场辩论的荜础上,联系当下的民间文学研究状况,对这些反思进行了再反思。在古史辨后期,顾颉刚和章书业等人延续了之前的思路,对禹的问题进行了更为翔实的考订,得出一些更为系统性的结论,这中间最突出的是杨宽,他在“古史辨”后期提出“古史神话分化”一说,试图用一套系统的学说去整理看起来散乱无章的古史,笔者在深入剖析了这一学说的构成要素之后,对他的理论提出了质疑。而杨宽在此理论指导下得出的关于禹的结论,也有无法调和的矛盾存在。在文献考辨技穷之时,适当地引进其他的研究方法是必要的,笔者随之考察了以“中原神话学派”和“类型学派”为代表的两条途径之后,发现两者前途虽然是光明的,但是中间的论证过程还是需要审慎曲折地去处理。在考察了禹的神性问题之后,笔者随之重新沿着学术史的路径去探寻禹的来源的问题,顾颉刚在“古史辨”初期认为禹是来源于南方的神话人物,但他随之放弃了这一设想,在后期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他把禹的来源地锁定在西羌。以卫聚贤为首的“说文派”在西方民俗学理论的包装和二手民俗学资料的启发下,更是断定禹来源于一个具体的地点：位于今四川西北的汶川县石纽乡刳儿坪。曾亲自到过刳儿坪做过实地考察并深具古史考辨功力的冯汉骥对这一说法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在新时期,又有一批四川史地学者从维护地方利益,发扬乡邦文化的立场出发,多方论证“禹兴西羌”说的可信性,但笔者从一般常识的角度对这些学者的论据和论证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最后,笔者引用人类学家王明珂在对川西北的羌民地域考察过程中采集到的一些口头资料,认为所谓的“禹兴西羌”说只不过是一个被想像出来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