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为绪论、上编、中编、下编、结语几个部分。　　 绪论部分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做出描述与判断，并明确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历史叙事”的构成。　　 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推动的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的展开，当代中国因为多层面的文化价值冲突与妥协而处于复杂的社会文化价值暧昧状态之中。此种文化情境深刻地影响了世纪之交“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新革命历史小说”等三种类型“历史叙事”的文化价值表述。在全面剖析此种表述的基础上，考察现代性价值于不同类型“历史叙事”中的展开方式和限度，并对诸种“历史叙事”做出总体上的文化判断，是本文的核心任务。　　 上编讨论以凌力的《少年天子》、刘斯奋的《白门柳》、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唐浩明的《曾国藩》等等作品为代表的“历史小说”。　　 首先，“农民起义”、变法、由“民族融合”引导的“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等等内容，既为历史叙事所无法回避，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论证的重要材料，所以为叙事精心处理。其次，体现精英文化诉求的“现代性”价值也被引入叙事之中，从而生成前现代性政治批判、探察市场经济与民主价值的内在逻辑、重塑意识形态性的“近代化”论述主导的历史想象图景、人文情怀表述等内容。再次，叙事往往盛情礼赞“圣君”、刻意描绘武侠灵异之事和情欲奇观以迎合大众的阅读期待。由此，政治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诸种价值拼贴杂陈于叙事话语之中，而叙事既无意于弥合多元价值间的裂缝，也无意于坚守某一价值立场评判其他，更无意于概括出统一的文化价值立场，而只是听任多元价值异质性地拼贴在由叙事营构的想象性历史场域之内，从而在叙事中最为全面地复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价值暧昧状况。　　 中编讨论以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妻妾成群》、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陈忠实的《白鹿原》等等作品为代表的“新历史小说”。　　 “新历史小说”往往剥蚀、瓦解革命历史小说用以引导特定意识形态认同生成的审美历史图景，从而成为1980年代新启蒙思潮文化祛魅运动之整体性框架的美学维度。进而，感应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实践，“新历史小说”在其历史叙事中，从现代器物情结、政治现代化诉求、文化批判等等多个层面传达了内在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渴望。同时，在其现代性价值表述的“主声部”之外，始终萦绕着浪漫主义的故园之叹、现代主义的极端体验、后现代性的理解“差异”等等批判反思现代性的对话性“和声”。尽管此类“和声”并未从根本上颠覆“主声部”的支配性地位，但是，冲突性话语在同一文本内部的共存与对峙，不免导致其文化价值的含混与暧昧。　　 下编讨论以邓一光的《我是太阳》、石钟山的《父亲进城》、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都梁的《亮剑》等等作品为代表的“新革命历史小说”。　　 这一类型的历史叙事往往抽空革命的阶级斗争内涵，以民族主义、民主意识为革命赋值，重绘可以向当代意识充分开放的“革命英雄”形象，使之成为具有市场时代精神高标意义、具备专业知识分子特征、富于人文情怀、充满勃勃爱欲并奇特地闪烁着传统文化“吉光片羽”的复杂英雄。并将深刻源自革命自身逻辑的创伤性记忆淡化甚至合理化，由此，叙事便将现代性价值赋予“革命历史”，以引导阅读意识形成对于“革命”与“市场”两个时代的双重认同。但是，概念自身必有不可被对立性概念绝对驯化的坚硬质地，以“革命”统合“市场”的话语推论，或者说以“市场”改造“革命”的话语推论，始终无法避免内部裂隙乃至冲突的存在，叙事因此具备了与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推论同构性的价值暧昧特征。　　 结语部分对于不同类型的历史叙事做出总体判断。　　 尽管由于叙事类型的规定性要求(“历史小说”)、叙事主体价值立场的制导(“新历史小说”)、题材选择的必然决定(“新革命历史小说”)等等具体而复杂的原因，导致三种类型的历史叙事的文化价值表述差异颇大，但是，感应于市场经济推动的社会现代转型之变，现代性价值已然不同程度地进入诸种历史叙事的文化表述。“新历史小说”因为对于现代性相对纯正的坚持便使其文化价值颇高于侪辈之上，并且更加深刻地触及了内在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本质之真。暧昧的时代氛围，从积极的意义上说默许了离经叛道的设想与尝试；从消极的意义上说，长期的暖昧不明可能纵容保守主义的回潮。走出暧昧氛围的希望终而落实于以现代性价值组织中国，文学叙事应当成为表达这一历史性希望最富激情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