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给出了唯物主义的著名判断:在人类“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但就“两种生产”的组织方式而言，生活资料的生产可以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形态的转换改变其生产组织方式，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但是，人的生产，自古及今甚或在可见的未来，只能由家庭生产。毋容置疑，家庭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最基本的生产单元（位）。在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人类社会的任何独立单元的生产行为必然受其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理性力量驱动，家庭的人口生产自当亦然，即人口生产首先受家庭理性的制约。但是，家庭依存于社会，家庭理性的生育行为又必定受社会理性的制约，即家庭理性和社会理性两个层面的理性力量共同决定着人口增长方式。　　 首先，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类的生存发展必须依赖于自然。因此，人口增长方式必然受资源环境的硬性约束，受人类生产过程中的理性约束。其次，为规避“马尔萨斯陷阱”，在尊重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必须借助社会理性的力量，添加适当的制度安排（我国人口控制政策取得了举世惊叹的绩效），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目标。第三，鉴于目前我国家庭人口生产的外部社会环境已经或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包括人口生产的管理体制正在变更），以前靠行政强制的社会理性力量有所弱化，家庭人口生产的内生性因素及其理性力量将日益凸显，我国人口生产将由外生性增长方式逐步转向内生性增长方式。因此，从学术视角和政策实践上讲，极需深入研究人口生产的微观基础及其行为选择——家庭理性生育行为的决定机制和表现形式，以及家庭理性和社会理性对人口生产的内在要求及其“两个理性”之间的关系，这是当今我国人口学急迫需要深入研究但尚未充分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人口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本文以探讨“两个理性”对生育行为选择（因论文侧重于理论分析，行文中对此有不同言述）的内在要求和决定机制为研究目标;采用科学规范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着眼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以从宏观切入继之深入微观再回到宏观为研究路径。　　 在理论溯源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先从宏观切入，概略地审视人类业已走过的繁衍历程及其生育水平变化的轨迹，借助于数理模型，证明了随着人类由农耕文明转入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两种理性”力量推动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揭示了规避“马氏陷阱”、避免“人口灾难”，既是社会理性的要求，更是人类智慧的体现。　　 在上述宏观分析之后，进入人口生产的微观单元（位）——家庭，重点围绕家庭人口生产所涉及到的数量、质量和性别三个维度以及家庭内部利他主义或日代际财富流等其他考量，通过系统、连贯、缜密的模型推演，从理论上探讨了家庭理性生育行为选择的作用机制及其表现形式:在避孕措施可得的条件下，受家庭理性的作用，家庭人口生产的数量与质量产生蛛网式替代效应，但孩子数量的变化区间较小，数量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其质量弹性。经过对性别偏好的深入探讨，从多学科多角度证明了男性性别偏好是家庭的理性行为选择，得出了性别偏好，不论偏男还是偏女，都显著地增加生育胎次、提高生育水平的确定性结论。从理论上讲，偏女对增加生育胎次的作用更强于偏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高孩次性别比非线性增长的事实（以‘六普’资料佐以实证）。　　 家庭内部的利他主义或日代际财富流，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较为复杂。在顺时单向利他主义中（遗产单向地由父代流向子代），更为看重子代效用的父代，其家庭生育水平趋于下降，从理论上可以解释综合素养较高的父母趋向少生的现实;单向利他主义（财产由父代流向子代或由子代流向父代）的方向改变但流量不变，对家庭代际之间的生育水平没有影响，可以解释为有“养儿防老”（由子代流向父代）或“生之负责”（由父代流向子代）偏好的家庭，代际之间的生育行为选择趋于稳定，尤其是在我国自古及今居家养老的文化传统作用下（社会养老需要有一个过程且要破除传统文化墙阻碍），子代生育水平下降的区间较小。　　 在较为全面地分析微观层面的家庭理性生育行为选择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人口生产的实际，讨论了微观的家庭理性的生育行为与宏观的社会理性的人口生产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有关可得数据的回归分析，显示了我国人口生产的家庭理性与社会理性两者间的矛盾性，探讨并揭示了我国人口生产的“公地悲剧”问题。最后，综合内生性人口增长方式的诸多决定性因素，绘出了我国基于家庭理性的生育水平演进的路径图。　　 经过由宏观到微观又由微观到宏观的较为全面系统的推演分析，并依据具有诸多创新性的研究结论，提出了增强社会理性意识、稳定现行政策、维护生育公平、适时改善结构、实现帕累托最优等政策建议，为继续做好新时期我国人口发展工作、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