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西方对中国多次的军事征服与领土占领最终驯化了国人的思维。对领土主权问题的重视、谈判桌上对国际法的解释与利用、公理世界观的流行、自由与民主的日益兴盛，皆意味着国人心灵主权的丧失。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西方化”，国人已经逐步接受了西方现代性理念之下所蕴含的一整套语言符号与话语系统，西方成了中国“新近的传统”。　　因“遭世衰微”而出走诂经精舍，并致力于“寻求政术”以救亡图存的章太炎先生，早年对西方现代性深信不疑。在其第一本严格意义上的议政著述《訄书》极其古雅的语言风格背后，隐藏的却是一整套极其现代的观念体系与价值准则。在清季民初之中国，这套观念体系与价值准则成了最进步的意识形态。　　因个体独特的人生经历以及出于从义理层面上反击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现实考量，中年以后的太炎先生一反此前对西方现代性的全面拥抱，而代之以前所未有的解构。其解构公理，反对惟物，批判自然，质疑进步，消解现代人的主体地位，拒绝现代性之决定论、目的论与乌托邦，构成了近代中国一整套“现代性批判”的话语体系。　　太炎先生对西方现代性的解构，是对帝国主义秩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给予的本体论与知识论上的批判，但却无法抵抗帝国主义现实的军事征服与对领土的继续占领，故而在本体论与知识论层面上激烈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同时，先生从未放弃思考建构中国自己的现代性。贯穿于其思考中国现代性建构背后的是一历史主义的统摄性原则。他的终极目的是希望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之上，镶入西方现代性的某些理念，最终构建一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为现代中国在新的世界体系中继续维持一以贯之的地位奠定坚实的基础。　　现代性的分析在以下几个方面显示了太炎思想的独特性、深邃性与矛盾性，并且最终展示了近现代中国思想的复杂性。　　首先，就已有研究的争论而言，章先生的思想远非文化保守主义所能统摄;并且，基于传统与文化固有的价值性，也使得其对文化的立场超越了单纯的功利主义倾向;不仅如此，学界一向对其诟病的反满主义也是帝国主义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与之相反;更重要的是，先生看似悲观主义的人生态度蕴含着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以及正视现代人本身固有局限性的积极意义。　　其次，就思想的广度而言，太炎先生是那个时代少数几位思想自成体系的人物之一，经学、诸子学、佛学、西学四者构成了其思想最基本的资源;就思想的深度而言，其(1)对传统的理解、传承与推陈出新，(2)因拥抱西方现代性的需要而对传统给予的激烈批判，并由此带来的晚清民初的思想启蒙与解放，以及(3)因反击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而对现代性给予的彻底解构，三者都在近现代中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先声作用。　　第三，就思想特质以及思想史研究范式而言，太炎先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用一整套完整的理论去反思与拒绝乃至批判西方现代性的思想人物。这也意味着，在近代中国的思想谱系中，一项重大的观念冲突被忽视了，在中国思想界长期习惯性的“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古与今”等成对概念法背后，实际上还蕴含着“现代性”与“现代性批判”之问的对话与冲突。如果爬梳“五四”以后中国思想史中某些边缘性的话语，我们亦可以发现近代中国一条从章太炎、鲁迅、王国维等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现代性批判话语谱系。　　最后，就思想影响而言，一方面，太炎先生对现代性给予的深刻解构与批判，展示了其思想在同时代人中的独特性、超前性与深邃性;然而，另一方面，在“现代性”还未充分发展的中国，先生对现代性的系统批判与反思，在当时可能解构掉中国人的方向感，因此未必具有建设性。最终，其思想的深邃只能在历史的尘埃中被遗忘与忽视。无论如何，这一范式之下的太炎先生，其思想实在是走的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