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推进东亚国际秩序的“和平转型”? 当前东亚国际秩序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型时期。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国际秩序转型不同，这一次国际秩序转型并非发生在大战之后，其驱动力主要是全球化与冷战的终结。本论文偏重于分析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所经历的重大变更。冷战的结束使原有的国际秩序被颠覆，而全球化的浪潮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国际秩序。东亚的力量重组、所处的国际环境、内部环境以及观念、身份、制度以及利益等均出现新的演变。总的来看，冷战结束以来，东亚秩序出现“和平转型”特质，并体现在三个转型之中：一是中国的转型，二是东亚的转型，三是中国与东亚秩序之间的关系的转型。总的看，国际秩序的转型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 本论文对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的研究是建立在以下两个假设之上的： ●倘若任何一个国家均不相信以武力方式改变国际秩序有利可图，这个秩序就是稳定的。 ●倘若任何一个国家均相信通过合作可以实现其利益或预期利益，就不会轻易选择战争或武力，那么，安全就是可以维持的。 诚然，上述两大假设是对国际秩序转型与如何保障国际安全这两大复杂问题的抽象和简约。根据上述假设，当一国预期通过合作可以实现其利益时，就可能打消单方面寻求以强制方式或单方面改变国际秩序的企图，转而寻求“共有利益”。“共有利益”则成为转型期国际秩序走向稳定的支轴。这种“共有利益”可以生成本地区成员的共有意志，进而转化为制度、规范等“结构”。一旦这样的“结构”建立起来，它就会对行为者产生“规范”作用。 本论文一方面强调东亚国际秩序是由“共有利益”来建构的，而共有利益包括既有的，物质的，也包括塑造的、社会性的成分；另一方面也强调东亚国际秩序反过来影响和重建行为者的方式。这是一种简约的施动者——结构的分析方法。从施动者与结构分析方法看，行为体一旦创造了结构，结构就开始独立存在和运行，它反过来塑造了行动者的行为。由于冲突通常不是一种最好的选择，它往往是最后手段，那么，行为者为了避免冲突，可以修订或重新构建“结构”，将冲突的必然性化解或弱化，然后由新的结构发挥其能动性来调节行为者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首先，提出了“共有利益”范式在秩序转型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共有利益”范式是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理论范式中最容易找到的利益的汇合点和重叠点，它可以平衡或调节权力范式，制度范式或身份范式。虽然对于利益的追求或描述早已有之，现实主义对利益的强调也很普遍，但是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利益实际上是私有利益，这种利益是排他性的，这与本研究中所说的“共有利益”，或共享利益迥然不同。私有利益意味着相互排斥，而共享利益则意味着相互合作协调与补充。这种“共有利益”范式无疑会在中国与东亚秩序的转型和建构中成为一个最关键的变量。 其次，认为秩序的转型或转型期的秩序，是否稳定不在于权力的大小，或者制度是否健全，也不在于是否有身份的认同，而取决于“共有利益”或共享利益拓展与巩固。“共有利益”越多，意味着各方之间所重叠的利益面越大，秩序的抗风险能力越强，就越稳定；反之秩序就不稳或失衡。因此，东亚秩序能否实现“和平转型”，未来东亚秩序能否保持稳定，这主要取决于有关各方能否有效地增进与扩大共有利益，寻求利益的重叠与交叉，而不是本地区力量的增减。“共有利益”的扩散和福利化将确保转型期保持秩序的稳定。 第三，认为相互依赖与国家偏好是增进“共有利益”的前提条件与有效途径。国家利益的偏好既来源于国内，也来源于国际结构。当前，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国际间的互动越来越多地起着塑造和建构国家偏好的作用。经过长时间的影响与培养，相互依赖向国家提供了学习与接受的过程，经过多次博弈，国家认识到合作实际上是自身能力的延伸，因为它能帮助国家获得更多的好处，可以分享更大、更多的利益——“共有利益”得到有效地拓展。这种预期又反过来增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与合作行为，减少了国家行为的不确定性。这种国家偏好的塑造对于构建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在国际秩序转型期更是如此。 虽然东亚的地区秩序正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然而，任何一种单一的分析方法都不能准确地把握或理解这种变化，现实主义会“过分简单化，有时是危险的”，而自由主义“同样难以成为一种有效的分析范式”。因此，对于东亚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需要超越经验主义，需要摆脱大国争霸的分析框架，而更多地、主动地、积极地寻求利益的汇聚。正是从“共有利益”范式出发，未来东亚秩序能否实现“和平转型”，能否实现可持续安全，将取决于该地区有关各方对于“共有利益”的塑造与拓展。当前东亚秩序的“和平转型”总体上就有利于各方的利益，作为该地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力量，中国既从这种东亚国际秩序的“和平转型”中受益，同时又以自身的发展为该地区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