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掀起了张爱玲与现代性研究的热潮，现有研究大多从其文学作品和文学成就入手，对其电影作品的解读尚且为数不多，勿论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张爱玲都市现代性的研究。鉴于此，本研究试图从1947年到1964年张爱玲编剧的电影出发，以上海文华时期的创作为主，探讨张爱玲影像叙事传达的性别关照和都市空间的呈现，及由此衍生的现代性问题，以丰富学科视角和张爱玲研究成果。　　影像叙事中的性别关怀是张爱玲文学创作的延续。一方面，她以女性视角绘制了一幅赢弱的男性图景，对传统父权/男权进行了解构式的嘲讽和边缘化地书写，集中展现了现代女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主体性挣扎，揭露了封建道德宗法对女性人性和自我的压迫。另一方面，她反观自我，将女性的奴性意识和话语矛盾呈现在镜头下，探讨了女性的不觉悟、不反抗、不自省，将性别研究深入到精神分析层面。　　张爱玲编剧的电影集中呈现了都市空间。她用“边界”表达了主体性的压抑和反抗，用“通道”勾连了传统与现代、都市与乡村的隐喻，用“节点”表达了对启蒙现代性的包容与欣喜，用“地区”凸显了“上海”这一都市意象。这些城市空间的构成要素拼合在一起，形成了张爱玲对上海启蒙现代性的想象。她通过展现都市空间与的人相对关系，探寻了主体性的迷失与突围，由此开辟了一条对启蒙现代性压抑人性的解决之道——即张氏审美现代性的救赎之路。　　张爱玲的现代性话语是建立在对传统美学的继承与反抗之上的:她摒弃了五四的宏大叙事，却继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追求独立思想、关注人性、反思性别禁锢的五四精神，将批判和自省融入文本创作之中;她采取了和左翼电影艺术家截然不同的创作路径，用一种女性的视角、都市的视角、日常生活的视角，去对中国的传统与现代进行思考;她和三十年代海派文学并立，共绘日常生活叙事的美学，却走出了“鸳鸯蝴蝶派”才子佳人的窠臼，抛却了新感觉派欲望叙事的怪圈，用“参差对照”的美学，关照人性、性别和都市空间，试图平衡性别，将人从传统与现代的挤压解放出来。　　张爱玲迷恋琐碎，并从琐碎中探求人性;不刻意宏大叙事，倾力塑造日常生活的美学;充满苍凉的末世情绪，却仍渴望用性别关怀和都市空间的呈现来探求现代性的出路。她的反抗与后现代的“去中心”、“解构权威”、“打破二元叙事”、“关照日常生活”是一致的，但仍是现代性，是从审美角度对中国启蒙现代性的反思与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