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分子心灵轨迹的探寻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核心主题，与前两个十年相比，四十年代这一题材的文学创作尤其具有丰富厚重的内蕴，这是与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状况相关联的。　　本文以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题材作品为基本文本，兼以对部分作家思想和创作的考察和梳理，将知识分子寻求国家、民族出路和个人归宿的心理路径归结为三个主要方向:　　一、政治关怀中的创作。　　传统文化的积淀，郁结成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消除的政治情结，四十年代浓厚的政治氛围进一步加强了作家的政治倾向。现代知识分子强烈的使命感甚至使他们不惮于放弃个体话语相对自由的空间，进入政治场，以文学抒写的方式诠释意识形态、表述个人的政治见解。　　在政治(—)文学写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解放区的作家（包括非本土的和本土作家）。丁玲、周立波等是解放区外来作家中最有效地将政治语言与文学语言合成为完整的文学文本的作家;赵树理等作家则以更加通俗的语言形式完成了对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宣传。　　另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和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或为现实所迫，或由于责任感的驱使，推开“象牙塔”之门，走向广阔喧嚷的“十字街头”。不论这种选择于他们而言是否出于自觉，知识分子无法摆脱的政治宿命再度凸现在文学中。　　二、民间立场中的创作。　　抗日战争所带来的社会剧变是作家普遍向民间立场复归的首要动因。民间立场与政治立场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立足于普通民众，在此立场下的文学创作将重心放在对民众的生活与斗争状况的描写上，传达出作家的民间性价值取向;而后者注重对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话语的传达和诠释，是一种非民众的官方立场在文学中的体现。　　知识分子固有的精英立场决定了这一阶层中真正的民间立场的非天然性，所以他们只能在创作中表达对民间立场的皈依。路翎的创作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倾向，他以疾风骤雨般的心理画卷，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知识分子从个人奋斗的泥泞小径走向广阔的民间的艰难历程。他者如老舍、夏衍等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也经历了同样的艰辛。这些形象的出现，显示了作家探索国家和个人道路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与民间关系的深入思考。　　三、人文沉思中的创作。　　对个体“人”的关注是自新文学肇始以来从未断绝的思想传统，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即对人类精神家园的构建与守卫。沈从文等知识分子对精神家园和精神价值体系的坚守，为知识分子保留了最为纯美的心灵净土。　　以无名氏的《无名书》（前三卷）和王西彦的“追寻”三部曲为代表的创作，将知识分子追寻理想的痛苦而孤独的过程表现到极至，同时，作家对知识分子人生道路及精神内蕴的思索也更加深入和周全。　　四十年代作家对知识分子人性的思索是以深刻的反思作收束的。钱钟书创造了意蕴深远而丰富的“围城”意象，以此揭示知识分子永恒的悲剧性生存境遇，却透露出作者睿智而执著的人性感悟。曹禺、王西彦等作家探求了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文化场境中的不同生存状况，揭示了人性与文化接受的相互关联和作用，提出了知识分子自我人格净化等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