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把中国及其人民带入了一个苦难的深渊，中国面对着空前的社会变动和严重的时局。与此同时一个陌生的、色彩斑驳的外部世界，也呈现在昏睡已久的国人面前。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并与中国文化不断地磨合、交融。近代报刊作为西方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也迅速占据了中国的报业领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报纸的国家，但是中国近代的新闻事业，却是由外国人揭开序幕的。传教士报刊在殖民势力坚船利炮的掩护下进入中国，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报刊理念和发达的出版技术，为中国人自主创办报刊提供了条件，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但是它与殖民者的利益息息相关，外报是站在殖民者传播立场上，其宗旨是代表殖民者的利益，并不关心中国社会的矛盾和中国人民的疾苦，用传播西学知识进行西化中国，表现出显著的文化侵略性和殖民性的社会特征。　　 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来自西方的新闻传播理念并不是全盘接收和认同，而是以中国本土文化为基调，以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去理解、选择，并在不断的实践中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利益。封建官员作为最早接触外报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对付西方列强的侵略，他们选择翻译传教士报刊中各国的军事和科技情况，辅助加强中国的军事防备和发展军事工业。其译报活动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启蒙了国人自创报刊的意识，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译报活动虽是为图谋国家发展大业，但是他们服务的对象是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一个无力改变中国时局的阶级，而且他们翻译的内容并没有涉及到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其影响的范围仅限于朝廷内部，实质就是官报。　　 直到王韬等人创办了《循环日报》，在中国人自己出资自己经营的前提下，中国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和报纸代表全体华人利益的局面才真正开始。《循环日报》提出“立言求变”的办报目的，开辟了报刊的政论先河，文人通过报纸实现了救国之策、救民之略的愿望，进而勾勒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框架；“四方通达”的报刊功能观，重在监督政府，开启民智，表达舆论自由的要求，使报纸切切实实地成为大众传媒的工具；“华人操权，华人经营”体现了兼顾商业效益和社会效益，并凸显社会效益的经营理念。《循环日报》是启蒙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代表全体华人的心声和利益，通过中国人自己的言论承担救国图强的社会使命，打破了当时外报独霸言论的局面，并开启了中国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通过对传教士报刊、官员译报和国人自创报刊的社会性对比分析，得出报刊只有代表多数人的利益，站在时代发展的浪尖高峰，与时代发展的主题紧密结合，推动社会发展，并以此为报刊的根本社会责任，才是报刊得以存在和兴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