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是纵穿先秦哲学史，横贯先秦诸子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义作为公共价值原则，是人类族类本质的理想体现。本文以先秦义思想的形成发展流变为主线，以诸子思想为主要考察点分三大部分对义思想进行了研究。上篇主要论述义从五帝到春秋的源流嬗变；中篇主要论述诸子对义进行的形上求索和形下的落实；下篇主要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义思想的应然性与社会现实的实然性的反差及其原因所在。结语部分对先秦义思想的本质进行评价和分析并略论其当代启示。　　 五帝时期是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五帝作为义的象征，其所具有的大公无私、任人唯贤、除暴安良的品质是义的核心内容。国家出现后，夏商周三代“圣王”通过率先垂范使义在国家得以实现。西周时期通过分封制将天子承担之义分配给各个诸侯，并通过礼制维系。义成为礼的价值原则，礼是义的制度保障。春秋时期，由于王权衰落，宗法制度瓦解，缺乏王权统一维系的义逐渐摆脱宗法关系，演化为诸侯大夫自我约束的道德原则。由于诸侯地位的平等，义具有了公道、正义等道德属性，义通过礼来体现。自春秋末期始，诸子分别通过从心性、天理两种路探究义的形上本源。心性路向孔子开其端，孟子终其绪。孔子将义归为君子的本质，使义摆脱了社会身份关系的束缚，开启了从人本探究义本源之路；《郭店楚简》将义确为人道之表；孟子将义溯源至人的善性。心性路向从人的性内寻求义的做法，在提升人尊严的同时存在着将义神秘化的理论倾向。天理路向探求，墨子肇其始，荀子结其终。墨子认为义是天的意志，使义人格化和神圣化；荀子认为义即理，使义客观化和秩序化。天理路向在追求义社会规范功能的同时却为君主专制创设了理论依据。　　 义作为公共价值原则形成于天下为公的氏族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义必然会面临着理想与现实巨大反差而形成的紧张。“春秋无义战”是宗法社会瓦解后义在社会现实中被否定的证明；老庄也因义与现实的反差而主张将义弃绝；韩非则从社会功用角度张扬义的功用性和世俗性，否认了义的神圣性。战国末期，《吕氏春秋》通过强调义的公共秩序性、道义性，将义外化为国之纲纪，企图藉此培育观念共识、为天下一统张目。先秦时期义思想的发展变化铸造了中国传统文化重公轻私、重义轻利的特质，这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树立正当的价值观、培养公民的社会规则意识、增强义务自觉、培育公共理念有积极意义。但先秦义思想内在体现的重整体轻视个体之流弊，须在以人为本的民主法治国家中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