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作家具有深厚的《诗经》修养。这体现在他们的《诗经》论说、对《诗经》的知识性接受和文学性接受三个方面。 前代《诗经》批评对建安诗歌观念及诗歌创作有重要影响。建安时期的文学致用观念与儒家强调《诗经》的社会伦理教化作用的文学功能论一脉相承，在这种文学致用观念指导下的诗歌创作，成为建安诗人干预时政或立言扬名的一种方式；先秦到汉代对《诗经》的历史化阐释倾向，使得在诗歌中关注现实、以诗证史的创作观念成为后来诗人的一种自觉的创作意识，建安诗歌的纪实精神正体现了诗人们的这种创作意识；先秦到汉代的“诗言志”说对建安诗歌功业理想的述说和慷慨悲情的抒发产生了影响；此外，汉人对始自《诗经》的比兴创作手法的体认和阐释，是建安诗歌中比兴手法的自觉实践的一个理论前提。 建安诗歌对《诗经》有继承也有发展。《诗经》征戍诗开创了以短小的诗歌形式见证战争历史的传统，建安征戍诗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在见证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上，较之《诗经》征戍诗有了很大的拓展；通过援用《诗经》篇名、意象入诗或化用《诗经》诗句等方式与《诗经》的抒情言语系统联结，是建安征戍诗表达情志的一种思路，但由于抒情主人公的身份、地位以及所处的时代环境都有很大的不同，《诗经》和建安征戍诗在抒情的重心和对战争的态度上也显示出了差别。 建安宴饮诗继承了《诗经》以来宴饮诗承载文化、沟通上下、促进向心力生成等思想价值和意义，同时，在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所表达的政治向心力的情感基础等方面，又显示出与《诗经》宴饮诗相区别的特征。 建安四言诗对《诗经》四言诗继承与发展中的得与失，对四言体诗的发展潜力和前景作了揭示。一方面建安诗人以才华和性灵投入四言诗创作，发挥了四言诗体本有的抒情言志的潜力，使得四言诗创作在经历汉代的式微之后走向了复兴；另一方面，四言这种古老的诗体不能满足诗人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的需要而最终走向没落的命运，是在建安时期就已经有所揭晓了。 建安诗人在汉代比兴说的基础上，自觉实践比兴手法。一方面，诗人们运用理性思维为先行的情志寻求外物来寄托和表达；另一方面，诗人们敏感的触角伸向外界，外界赋予他们灵感和诗意。于是建安诗歌中明显地呈现出由心及物的兴喻象征和物在心先的感物抒怀两种比兴方式。与《诗经》以及前代诗歌相比，建安诗歌以更深沉的人生蕴涵、更广泛的自然和社会景观作为比兴的对象，从而使比兴的价值和魅力得到了高度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