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6日,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国际政界和学术界再次关注到土耳其军方与文官政府的关系,以及土耳其的发展道路。在此之前,土耳其共和国至少见证了 4次成功的军事政变,军事政变的频繁发生使得土耳其军政关系曲折发展,军政关系成为民主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对土耳其当下以及未来的民主巩固具有重要意义。土耳其军政关系的演进,既具有其独特性,又由于土耳其的伊斯兰文化底色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军政关系不仅仅是民主化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土耳其整个的发展道路,因此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由于土耳其浓厚的军事传统,使得其军队与政治关系密切。一党制时期,军队默认与执政党之间的共生关系,并对其保持忠诚。1946年,土耳其由一党制转向多党制,政治制度的改变意味着军队角色转变。同时,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开始援助土耳其,在新旧政体的演进的过程中,土耳其军队内部结构也开始改变。1950年民主党登上政治舞台,军队地位下降,民主党执政后期的政治独裁,将土耳其推到了危机边缘,此时的军队履行起共和国守护者的职责,在1960年发动了推翻民主党政府的军事政变。军队借此机会以立法的形式对其地位进行调整,后还政于文官政府。文官政府回归后,由于军队的内部分化,军政关系依旧紧张,但是大部分军官与政府达成了共识,在共同努力下,1963年底,土耳其军政关系回归正常状态。本文主要对共和国历史上首次军事政变进行聚焦分析,以1960年军事政变为突破点,于后期的军政关系研究有很大借鉴意义。此外,对土耳其军事传统的分析,以及对军队内部结构与分化的探讨,为军政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角度。本文旨在对1946年至1963年间土耳其军政关系进行研究,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了奥斯曼帝国时期和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军政关系,首先概述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发展历程,帝国在不同时期,军队与政治的关系也是不同的。凯末尔建国后,主张军政分离,但是给予军队很高的社会威望,该时期的军队是国内改革的先锋。土耳其军队的角色与其浓厚的军事传统分不开,土耳其军队的社会地位很高,军人文化对社会影响较大。要想认识军官的品格、军队的风气,就必须了解军官阶层,军官队伍按照标准进行了分层,不同的军官阶层社会地位不同,对于外界变化的反应也不同,这也为军人为何干政提供了一个解释。第二部分主要分析1946年至1960年间的土耳其军政关系,突出论述土耳其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过程中军队的状况,政治制度的变化对军队的影响深刻,尤其是在多党民主政治下,军队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军队内部对于民主政治也有不同的看法。民主党执政时期,特别是后期,经济陷入困境,政治上采取独裁,军队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愈加恶劣,下层军官的处境艰难,最终导致了 1960年军事政变。1960年军事政变是土耳其军政关系矛盾升级的体现,这次政变与军队内部的分化有很大关联,这种分化主要是因为政治制度的转变,而美国对土耳其的援助进一步扩大了军队的内部分化,虽然这些援助帮助土耳其解决了不少困难,但是导致土耳其过分依赖美国,经济停滞不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使得部分军官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第三部分详细阐述1960年政变后到1963年间的军政关系。政变后,军政府接管了政权,开始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建立了国家统一委员会,同时为1960年政变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但是由于军队政治管理的经验不足,以及国家统一委员会的意见分歧,大部分军官与政府达成共识,还政于文官政府。同时,军队掌权期间,致力于制定一部新宪法来保障军方权益与地位,通过对1961年宪法框架下军队和政治关系的分析,对比这段时期内土耳其军政关系的变化,新宪法对军队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给予了保障。文官政府回归后,军队内部分化严重,部分军官对于新的文官政府存在不满,连续发动了两次政变,均以失败告终。通过分析这两次政变与1960年政变的联系,把握1960年到1963年军政关系的轨迹。军队的历史及社会地位、土耳其文官政治存在的弊端、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军队内部的分化,使土耳其军政关系复杂多变。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军队应该处于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是从民主试验到民主巩固时期,土耳其的军队却屡次干政,从干政的动机和效果来看,简单地否定并不能够诠释土耳其军人政治的全部,它具有其合理性。然而,随着土耳其经济社会的转型,民众对于军人干政态度的微妙变化,埃尔多安本人对于军人政治的厌恶和恐惧,以及外来的压力,尤其是来自欧盟和美国的压力,土耳其军人对于文官政治的态度也在发生深刻的转变。土耳其政治道路由此处于重要的转型期,军人与文官政府的关系是重要的观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