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工具，信息通讯技术具有协调多部门多行为主体开展集体行动的天然优势，在解决公共服务效率低下、社会治理碎片化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了地方政府创新社会治理的策略性选择。
　　本研究以浙江省衢州市为例，在借鉴协同治理和技术治理这两种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技术性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剖析信息通讯技术推动社会治理结构和行为变化的动力机制、运行特征和治理绩效。研究发现，衢州市充分运用信息通讯技术，建立了“‘网络+网格’：政府与社会的技术性协同”、“‘线上+线下’：政府部门间的技术性协同”和“‘技术+制度’：跨层级的技术性协同”的运行机制，在提升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提高政府服务能力和增强基层政府资源整合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然而，从衢州市经验来看，这种技术性协同治理将技术吸纳到官僚体制之中，更多的是属于工作机制的突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在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政府脱嵌化治理与行政化程度的提高、技术赋权的非均衡性与选择性分流、部门惯性锁定与官僚惰性等现实问题和潜在隐患。换言之，在技术性协同治理体系中，技术与制度两者的关系并非总是相得益彰的，存在着内在的张力。若要克服技术性协同治理的这些缺陷，关键在于简政放权，让社会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回归人本主义，从技术性协同治理走向智慧治理；内化官僚体制与信息技术的潜在冲突，实现技术与制度协同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