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美两国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逐渐确立。美国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而中国则逐渐成为世界的制造业基地，世界的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出现了相互分离的现象。然而，无论从理论层面考察还是从历史的逻辑来看，当前中美两国的这种经济分工模式都有其特殊性所在。　　从理论层面来看，虽然有关金融发展影响贸易分工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从结论上看，大部分学者都得出了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那些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明显、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产业发展的结论。对于制造业而言，虽然在制造业内部不同产业之间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存在着较大差异，但相对于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制造业部门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仍然相对较高。因此，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与制造业比较优势之间应该是相一致的。另一方面，从历史演进的逻辑来看，全球的制造业中心依次从欧洲到美国再到亚洲进行了转移，而在前两次制造业中心形成的时候，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和金融中心都在同一个国家，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中心地位确立的时候，世界的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才逐渐出现分离。　　伴随着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的相互分离，不同国家间经济增长的特征差异逐渐增大，全球经济失衡、利益分配失衡以及风险分散失衡等一系列不对称经济现象也相继出现。因此，在这个角度上说，中美经济分工模式的形成可能与全球经济失衡等不对称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中美经济分工模式的成因进行分析，不但有利于解释当前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的相互分离特征，也有利于对从经济分工到全球失衡再到金融危机产生的内在逻辑机制进行分析。　　对此，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拓展了Antras和Caballero(2009)的理论模型，将其纳入到资本流动背景下的贸易均衡分析，通过对比不同资本流动情况下的贸易均衡特征，对当前中美经济分工的特殊性进行了理论解释。认为，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金融发展与制造业增长之间呈现非线性的关系。当金融发展水平在一定的门槛值之下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形成一国贸易产品部门的比较优势，从而导致出口规模的扩大。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越过一定的门槛之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却导致了全球资本要素的重新配置，国内制造业部门的产出反而有所下降。因此，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往往不是在金融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形成，而是形成于那些中等金融发展水平的国家，制造业中心和金融中心的相互分离成为可能。　　其次，对中美经济分工形成后，中美经济分工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重点是从外部均衡特征和内部需求特征两个方面来探讨中美经济分工下的利益实现机制和风险累积机制。认为，在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出现分离的背景下，中美经济的外部失衡将成为一种必然。这既是中美两国国际分工地位和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现实反映，也在一定意义上为中美两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利益实现机制。在中美经济分工的共生模式下，虽然中美两国的利益实现机制不同，但两国都在这样的一种分工模式中获得了经济收益。但问题在于，在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出现分离之后，消费需求和制造业产出分别成为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在居民边际收入效应以及资本收益率递减作用的限制下，美国的居民消费继而中国的制造业生产的动力都会有所不足，中美经济分工模式的维持必须找到其他的动力支撑。此时，各种跨期金融交易工具的出现为财富效应下美国居民消费继而中国的生产扩张提供了可能。因此，在中美经济的特有分工模式下，随着各种资产债券化工具的出现，美国过度消费以及中国过度生产的局面得以形成，相应的风险因素也在不断累积。而这也是第四章和第五章所要分析的内容。　　接下来，结合影响中美经济分工的因素，重点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和美国国内金融市场的表现，对金融危机后中美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和国别差异进行了判断分析。认为，本次金融危机的发生虽然对美国的金融市场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并没有根本改变当前的国际金融格局。因此，在缺乏重大的制度和技术创新的情况下，危机后的中美经济分工将很难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相应的经济增长也必将进入一个高波动低水平的增长空间。而在低水平的增长背景下，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压力和实体经济中的谨慎预期成为中美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本文在前面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现实定位以及相应的对策建议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