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各地区的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对于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实现创新驱动、创新激励和产业升级，保持和增强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如何稳定持续地推动各地区制造业工资收入提高，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型，并防止区域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进一步产生，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结合新经济地理学和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通过拓展Krugman等人所提出的制造业部门工资决定模型，并结合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3～201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服务业集聚的技术外部性、市场潜能的货币外部性对于制造业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效应及其非线性关系，我们的研究发现:第一，服务业集聚和市场潜能的提高均能够推动各地区制造业工资收入上涨，且一系列的稳健性分析和内生性处理模型所得结果均证实了这一结论的有效性;第二，东中西部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服务业集聚在东部地区产生的制造业工资溢价效应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工资收入水平提高，而基于不同产业类型的异质性分析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均对制造业工资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消费性服务业集聚的作用系数不显著;第三，广义分位数回归的检验结果表明，随着因变量所覆盖的分位数水平提高，市场潜能对于服务业集聚工资溢价效应的抑制作用越来越强，这说明市场潜能、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工资收入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为更加详尽地探讨这种非线性关系的作用条件和范围，本文进一步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其存在性，发现随着地区间市场潜能的增大，服务业集聚的工资溢价效应不断降低，这一结论印证了“威廉姆森假说”在本文研究主题中的存在性;第四，依据外部性理论的渠道分析结果显示，服务业集聚的专业化外部性的发挥促进了制造业工资收入的提高，而多样化外部性和竞争外部性的作用效果不明显。
　　为推动我国各地区制造业工资收入水平合理且稳定地上涨，同时避免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所得结论，我们在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应在全国地区打造高端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园区，采取措施助力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发展，防范地区间服务业过度集聚现象的产生;其次，刺激内需扩大，打破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贸易壁垒，推动市场和要素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最后，引导城市产业布局实现多中心式集聚式发展，防止城市体系和城市群的首位度过大，发挥地区间网络外部性，实现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