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研究家庭背景、个体特征与子女高等教育参与率之间的关系，可以为致力于提高家庭人力资本以实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政策提出应有的建议。本文利用CHIP2013年数据，选择logit模型估计的方法，分别研究了城镇家庭、农村家庭、流动人口家庭子女高等教育参与率与家庭背景、子女个体特征的关系，这一分类研究符合我国现实国情。除此之外，本文还研究了子女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参与率与其家庭背景、个体特征之间的关系。　　本文研究发现:(1)在所有类型家庭中，父母教育程度与子女高等教育参与率存在显著正向相关性。(2)父母属于权能部门对城镇家庭、流动人口家庭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农村家庭这一关系并不显著，这里可能正是反映了农村教育资源的匮乏，即使父母属于权能部门也不能为子女取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3)女性高等教育参与率在三种类型的家庭中都是略高于男性，且统计上显著，这种情况可能是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淡化或女性拥有更优质的学习天赋。(4)在个体的兄弟姐妹数量方面，在流动人口家庭及农村家庭中其边际效应是-3％，大于其在城镇家庭的-1％，这反映了在非城镇家庭中，子女教育质量与数量的反向关系更加明显。因此，农村家庭、流动人口家庭等更需警惕“二胎”政策下政府若鼓励生育可能带来的子女教育质量下降的不利后果。(5)无论在哪类家庭中，非农户口对农业户口的高等教育参与率的优势都是显著的，且当划分高等教育质量后，非农户口对比农业户口的优势更大，从1995-2005年我国农村和城镇义务教育阶段生均经费支出分别为590元与928元，这意味着农村和城镇教育质量存在较大差距。(6)高收入家庭有能力消除个体特征诸如子女数量、户口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收入与三类家庭的子女高等教育参与率均是显著正向相关的。同时，在对收入进行分层后的回归中，我们发现三类家庭中，高收入家庭的个体特征对子女高等教育参与率的影响更小，而中、低收入家庭中，户口、子女数量等会更大地影响子女教育质量，这是因为高收入家庭通过经济上增加教育投入可以弥补个体特征所带来的负效应，而中、低收入家庭由于经济水平的约束，其通过增加教育投入以弥补自身个体特征的能力更小。(7)考虑到农村家庭和流动家庭的可转换性，对比流动家庭和农村家庭发现家庭是否属于流动家庭(migration=1)与被解释变量显著正相关，因此，城镇化对子女高等教育参与率具有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