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79年,希腊人在斯巴达人波桑尼阿斯的带领下赢得了具有决胜性意义的普拉提亚战役。但局部战争并未正式结束,直至公元前449年和约签署前,希腊随时面临着波斯入侵的威胁。在此背景下,雅典领导伊奥尼亚人,建立提洛同盟。随着提洛同盟日渐扩大以及远征埃及的失败,前454年,雅典将同盟金库迁至雅典,提洛同盟正式完成了向雅典帝国的转化。传统观点认为,帝国时期,雅典为强化对帝国成员的控制,实施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政策,用以加强对属邦的剥削。这些研究成果都以雅典为视角,缺乏考察属邦历史及其在帝国中地位的研究。因此,笔者拟从属邦历史出发,关注帝国中较为强大的城邦,证明他们在雅典帝国中扮演着次级霸权领袖的角色,结合贡金表反映的历史信息,对雅典帝国主义进行再讨论。首先,本文对贡金表中apotaxis与syntely两个概念进行了考证,经罗马时代希腊文法学家证明,apotaxis含义为“曾共同缴纳贡金的城邦团体分开各自缴纳”,syntely含义为“共同承担费用,共同缴纳贡金的团体”。笔者认为这两种过程所代表的历史现象是各属邦为了协调当地情况与贡金摊款而做的调整,而非传统观点中所认为的,是雅典为获得更多经济收入的手段,或为一种削弱属邦的政治策略。同时,笔者对贡金表中特殊标题下的城邦来源进行了讨论,得出这两个标题下的城邦既有新加入帝国者,也有通过apotaxis而出现的城邦。在厘清贡金表中的概念后,笔者结合贡金表的相关内容,分析了爱利特莱、米利都、塔索斯、米提列涅城邦的纳贡史,发现雅典针对次级霸权城邦的政策大都根据当地具体的政治、经济条件而制定,充分反映出雅典帝国主义中灵活性的特点。在爱利特莱,雅典默许区域霸权的长期维系,并且数次听取爱利特莱人在上诉中提出的纳贡意见,根据每一纳贡期的具体情况调整爱利特莱与属邦的纳贡形式。在米利都的案例中,影响区域霸权的主要因素是派系纷争,雅典并未成为米利都霸权发展的阻碍,甚至间接帮助了米利都区域霸权的恢复。对于塔索斯,雅典虽涉足了它在色雷斯的势力范围,但在确保叛乱后的塔索斯再无反抗能力后,仍然承认塔索斯对其殖民地的占有,并为简化贡金收集程序而归还了大多数城邦。对于米提列涅这类居于纳船城邦地位的盟友时,雅典的政策是相对平等的,这体现了特殊性。在帝国的大部分时期,雅典确保米提列涅在色雷斯、亚洲海岸的利益,对其扩张势力范围的行动采取默许态度。同时雅典还支持城邦的精英阶层享受着各种利益与特权。相应地,这些纳船城邦及附属地区为雅典提供军事力量等,维持雅典帝国的稳定。即使在米提列涅出现叛乱后,雅典也在确保自身稳定的情况下,继续支持区域霸权的存在。最后,笔者对雅典帝国主义进行了反思。传统以雅典为视角的研究,充分的证明了帝国时期雅典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霸权措施。在本文中,将属邦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得出相应结论,认为雅典帝国主义在针对次级霸权城邦时,充分考虑了当地的具体情况,体现了雅典政策的灵活性。雅典的帝国主义是在保证自身地位基础上的一种灵活政策。同时,在这一历史时期,雅典帝国呈现了一种层级霸权的形式,可能出于古代时期行政成本高、收益较低的原因,雅典并非直接对城邦进行统治,而是呈现二级的管理结构。雅典作为最高一级霸权,统治着帝国中的所有城邦。第二级则是地区中的较强城邦,他们在帝国中扮演着管理者的角色,作为次级霸权,他们控制着自己的附属城邦,同时也受制于雅典,带领着附属城邦向雅典进贡。最底层则是普通城邦,他们由于种族、文化、经济等因素,与次级霸权城邦有着紧密的联系,使得他们不能轻易的脱离次级霸权的控制,直接受到区域霸权城邦的剥削,同时也是雅典帝国的一员。最后还有部分城邦属于帝国外围城邦,大多为较小或实力较弱的城邦,他们未被纳入区域霸权的势力范围内,在帝国内部发挥的作用很小。这些城邦,或直接向雅典纳贡,或缺乏相应的行政能力,组成平等的团体受雅典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