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变迁领域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宗教现象的复兴，其中又以基督教的迅速发展最为值得关注，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解释改革后中国基督教兴起的过程和成因。　　 为了对改革后中国基督教的迅速增长做出清晰的解释，笔者提出了一个教会组织模型。该模型根据教会的合法性身份以及教会对国家现有宗教管理体制的态度，将中国基督教教会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具有合法性身份的三自教会，其中又分为两类情形，一类是接受三自登记管辖的三自教会，一类是名义上接受三自登记，但实际活动并不受其辖制的独立教会。第二种类型是不具有合法性身份的家庭教会，家庭教会内部又分为传统家庭教会与新兴家庭教会，封闭型的家庭教会和开放性家庭教会。第三种类型是观望型的教会，这类教会最主要的特征是合法性身份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以及组织形态的过渡特征。不同的教会类型面临的管制环境和生存能力不同，因此发展能力和增长速度有所差别。　　 同时，为建构一个有效解释中国基督教三十年来发展变化的动态模型，笔者引入了教会内部组织形式的维度。无论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堂会+聚会点/团契小组”是基督教通用的教会活动组织形式。不过有所区别的是，有些家庭教会的组织架构更加复杂和严密，属于团队型模式的大型教会。文中指出，教会的组织形式与其发展速度紧密相关，教会的组织形式越灵活，越能应对周围的生存环境而获得发展，但教会的发展规模又对教会的合法性身份提出挑战，规模越大的教会组织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和管制程度就越高，促使教会类型的转型变化，笔者认为这正是中国基督教教会组织变迁的内在动力机制。　　 从社会结构和制度变迁的角度寻求对改革后中国基督教快速发展现象的解释是本文的重心。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是影响宗教发展的重要背景性变量，在文中，笔者将宗教管制的制度性变量分为社会管制和国家管制两个方面，前者强调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量，后者主要指国家制定的具有强制力的正式规章制度。改革以来中国总体性社会结构特征逐渐消失，自由社会活动空间日渐扩大，宗教信仰获得了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就基督教而言，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在农村的民间化信仰特征和本土化的信仰实践方式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洋教色彩，并在传统民间信仰移情的社会心理基础上发展成农村的一种新信仰；同时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改革后的基督教在城市是以西方文化的形式被主流知识分子所接受，并且通过西方流行文化的不同元素被社会大众所认可。笔者认为，改革后基督教在城乡社会所处的中性温和的社会管制环境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决定性前提。　　 改革后国家对宗教的管制体现在各级政府的宗教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上。由于我国政府宗教的行政管理力量从中央到地方呈现出自上而下的递减趋势，即越往基层宗教管理的行政力量就越弱，所以政府宗教管制在基层的松动是改革以来宗教复兴现象的一个重要根源。在具体的管制手段上，政府对其承认的五大合法性宗教在总体上实行了分类管制的策略，即根据不同宗教的性质与功能以及地方政府的利益需要，采取了有所区别的管制方式。由于地方政府发展旅游经济的需要，一些具有历史背景的佛教和道教场所成为政府支持发展的对象。政府扶持性管制的积极后果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地方佛教和道教的复兴，但负面后果是一些著名的道观佛庙因此被经济利益困扰，逐渐失去了宗教性的吸引力，这意味着佛教或道教在经济繁荣的干扰下逐渐会在宗教市场竞争中不断失利于其它宗教。政府对基督教在总体上的限制性管制导致了双重结果，当信徒的信仰需求无法在具有合法身份的三自教会内满足时，大量处于灰色地带的教会组织不断出现，特别是家庭教会成为基督教发展最流行的组织形式。　　 上述“结构-制度”的分析是从宏观背景性因素来解释改革后基督教兴起的现象，为更加完整地解释改革后基督教的兴起成因，必须考虑作为组织的教会方面在特定的“结构-制度”条件下能够获得发展的内部性变量，以及这些变量影响教会增长的具体机制。本文重点分析的这些内部性变量包括教会的传教动力与方式、教会内部治理结构、教会的组织关系网络等不同方面。本文发现，“灵恩+福音+苦难”的神学思想催生了农村家庭教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强劲的传教动力；借助文艺表演等形式的集体性传教方式，使家庭教会可以通过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的形式，找到吸引人们信教的有利途径。笔者认为，教会采取何样的组织治理结构，决定了在特定环境下教会能否通过稳定的权威关系结构，维持教会的内部凝聚力，降低组织生存和行动风险，这是教会组织实现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最后，教会所处的外部组织关系网络状况与教会发展所需要的组织资源和各种支持的紧密相关，它有利于提高教会在外部不利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并且可以避免和防止教会走向异端邪教的干扰，是教会增长的有利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