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不断好转,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国有企业利润突破万亿元,而2007年,国有企业利润为1.62万亿,代表着国有资本的盈利能力不断提升,在这一背景下,2007年,为了体现国家对国有资本的所有权,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该意见规定中央企业从2008年开始实施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此后,各省、市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的政策。结束了国企经营利润不上缴的历史。基于此背景,本文以强制分红政策为外生冲击,对强制分红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强制分红政策”是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自实施以来实践效果备受关注,本文整理了各地方（省或市）国资监管部门（国资委）或财政部门出台强制分红政策的时间表,利用强制分红政策的政策性外生冲击,以2005—2011年为事件时间窗口,以所在地区国资监管或财政部门已出台相关改革办法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处理组,以仍未出台相关改革办法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控制组,通过面板数据构造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对强制分红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本文的因变量企业绩效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eturn on Equity,简称ROE）来衡量,并在模型中加入管理者-股东、大股东-中小股东两类代理冲突,分析政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制,此外进一步从公司外部和内部治理机制两个方面,分别对强制分红政策效果的异质性进行分析,最后,为了验证本文所研究的结果具有稳健性,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分别从更换衡量因变量的指标、更换本文的样本以及安慰剂检验进行说明。经过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强制分红政策的确显著提升了国有上市公司的分红行为和公司绩效;②这种政策效果是通过缓解大股东-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这一途径来达到的,即现金分红存在“治理效应”;③同时,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机制的差异也会影响强制分红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外部治理不够完善的地区,强制分红政策可以视为外部治理机制的替代机制,有效提升公司绩效;而与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不同,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与强制分红政策之间则存在互补效应,也就是说,在内部治理机制越完备的公司内,越能发挥强制分红政策的政策效应。综合上述结论,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如下:首先,按照国有企业实际所承担的职能进一步拓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所涵盖的范围,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比例要求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其次,强制分红政策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并非一劳永逸,国有企业改革要标本兼治,必须不断对我国的法人治理机制进行完善,使治理机制更加符合我国市场经济规律和基本国情,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①实证方法上,本文采用强制分红政策作为外生冲击变量,同时控制了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出台政策的因素,确保强制分红政策在不同地方的随机性。②理论上,本文从代理冲突角度揭示了强制分红政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明确了强制分红政策的政策效果和实施路径,验证了现金分红的正向治理效应和其对外部治理机制的替代作用,是对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股利政策理论研究的有益补充。③从政策涵义上来看,本文分析了不同治理机制下的政策效果的差异性,并指出强制性分红政策能够起到有效作用的原因之一在于我国市场机制和法律机制不健全、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仍不完善,强制要求企业进行分红虽然在当前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仍需加大力度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