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论修养》)诞生于1939年，这篇文章是从党员方面讲如何建设党以及如何做一名党员的重要文献。文章本身从初版到修订再版，历时几十年，而作者本人的命运与这篇文章也有密切关联。本文试图通过这篇文章的内容分析和几个重要的版本比较，探索刘少奇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相结合，窥探不同版本的修改所折射出的思想演变，以及该文本中所呈现的刘少奇。　　 刘少奇1939年讲修养的初衷是包括两个主要的部分：绪论，概括地阐述为什么要修养、修养的标准是什么，以及怎样进行修养；第二部分为党员思想意识上的修养。笔者主要是基于1939年《论修养》一文最初发表的版本进行内容分析，认为刘少奇在《论修养》一文中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改造了传统儒家的“修身”理论，用共产主义的理想、无产阶级的意识和广大群众的实践来使传统的“修身”哲学重获新生。通观刘少奇的《论修养》一文，其要旨在于通过塑造“大公无私”的党员来建设纯洁、团结、统一的党。　　 刘少奇《论修养》一文早在1939年即公开发表于《解放》周刊，其后经作者两次修改，共有三个重要版本：1939年初版、1949年作者第一次修订版以及1962年作者第二次修订版。各版本在结构、内容和语言上都有较大的改动，通过上述版本的比较，大体可以勾画出三个版本的修改的轮廓、修改的意图以及一些思想和认识的转变。　　 本文还关注了文本与不同历史语境的联系、文本与作者刘少奇在数十年的历史进程中的曲折命运。笔者认为《论修养》诞生于中共“俄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党员成分复杂的状况之下，是“新启蒙运动”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或者说是努力尝试之一，同时也产生于毛泽东和刘少奇同为“异端”的情境之中。而该文本修改有着更加复杂的历史语境和意图，其中包括了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形成和刘少奇地位变化以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微妙关系，也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对苏联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新认识。同时《论修养》也与其作者刘少奇的命运息息相关，同在“文革”中遭受批判，又因刘少奇冤案的平反而得到重新评价和进一步的研究。　　 笔者从如下几个角度认识《论修养》：其一，《论修养》是中西思想的冲撞的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尝试；其二，以《论修养》自身的核心内容和逻辑演绎来看，它又是解决党员个人与“党”的关系和建设“团结"、“统一”的党的一本有力教材；其三，以刘少奇所一贯坚持的思想作为参照，《论修养》又体现了刘少奇的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