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最后三四十年间，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资本主义过渡，西方列强抢夺殖民地的狂朝更加剧烈，它们纷纷将目光瞄向了被称为“隐遁之国”的朝鲜。朝鲜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和吞灭的危险。针对朝鲜问题，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李鸿章和黄遵宪，是其中的两位代表人物。他们的朝鲜观，包括朝鲜“以夷制夷”观和“朝鲜自强”观。　　为应对朝鲜危机，李鸿章和黄遵宪都选择了朝鲜“以夷制夷”和“朝鲜自强”这一策略，这是他们的相同点。不同的是，由于李鸿章长期对日本的防范心理和基于其自身的利益考虑，李鸿章所制的“夷”主要是日本，而黄遵宪由于受传统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和中日防俄派人士的影响，所制的“夷”主要是俄国，在“联夷”策略中，由于李鸿章和黄遵宪都受西方国际公法等因素的影响和对美国抱有的普遍好感，两人都提出了联美结欧的主张，但在此主张之外，黄遵宪还有“亲中国，结日本”的主张。　　继“以夷制夷”策略之后，李鸿章和黄遵宪两人又各自向朝鲜提出了“自强”的策略。不过，由于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实践经验和自身所处的职位，他的自强首先也是核心的内容是军事自强，其次是通过朝鲜开放和维护朝鲜的关税权益实现朝鲜的自强，而黄遵宪在驻日期间，对明治维新做了较全面的考察，因此，黄遵宪除有李鸿章这些自强的主张外，还向朝鲜提出了农业、工业等方面的自强。　　李鸿章和黄遵宪为应对朝鲜危机，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和朝鲜的利益，也推动了中国和朝鲜的近代化，但由于他们朝鲜观的局限性，给朝鲜和中国都带来了不利影响。他们的“以夷制夷”策略并没有为朝鲜创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李鸿章后来对朝鲜的大力干涉也激起了朝鲜对中国的反感和离心倾向，黄遵宪的“结日本”思想为日本侵朝打开了方便之门，也疏远了朝鲜与中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