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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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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使用于司法实践中的“以物抵债”并非民法理论中的固有概念，其以替代给付为本质，以旧债已现实负担为特征。为避免与“买卖型担保”或“代物清偿”相混淆，应对“以物抵债”在概念上予以修正。关于“以物抵债”的法律效力，司法实务受学界理论观点影响较大，且裁判立场变动不一。最高院公报案例“武侯国土资源局案”采用“代物清偿说”，但该案之后的裁判口径仍有分歧，将“以物抵债”认定为“新债清偿”或“债之更新”时有发生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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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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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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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期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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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献
近年来，大量的司法案件引起民意的关注与热议，民意参与到司法裁判的过程中来。作为社会监督方式的一种，民意对于司法机关公正审理案件、遏制司法腐败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间，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犯罪率攀升，贫富差距加大，加之传媒的发展，人们平等意识和权利意识的高涨，极大的激发了民众参与司法审判的热情。民意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影响着法官独立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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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是指对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统称，其作为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表现，长期发挥着倾听群众呼声、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作用。早期在基层因为税费繁重引发了大量的上访事件，伴随着税费改革的推行，此种现象减少，但基层信访总量仍居高不下。为了便于有效治理，基层政府创造了“非正常上访概念”，以便灵活多变的将诸多形态的上访行为装入其中，一揽子地成为信访治理对象。但对概念本身却缺乏准确、清晰的界定。笔者选择从内外因两方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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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立足于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的组织行为，深入分析中央、县级政府、县级环保部门、乡镇政府、乡村企业以及村庄农民在推进国家环保法律执行的权力关系及其结构，从政府运作过程的视角揭示基层环保执法的运行逻辑，并解释弹性的条块关系结构对基层环保执法的塑造。 从现实经验看来，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的前提是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确实存在并通过有效途径把信号传递到县级环保执法部门。乡村企业污染总是发生在一定场域中，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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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团体保险，是对个人保险的革新与升级。团体保险在核保机制上，以团体为危险单位，采用“事后核保”模式；在数理机制上，采用平均费率与经验费率制，呈现出相当之规模经济；在合同形式上，主合同与保险证并存；在合同目的与功能上，具有员工福利与民生保障之色彩，明显有别于个人保险。因此，无论是制度设计与安排，还是法律解释与适用，团体保险均应当与个人保险有所区别，方属妥洽。 观诸我国现行保险法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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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证据能力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控制证据进入法庭调查的资格来确保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和正当性。证据能力的有效设计可以防止事实裁判者受不可采证据的影响而误判事实，进而从诉讼的前端预防冤假错案。证据能力是贯彻人权保障政策并实现程序独立价值的一种有力方式，我国刑事司法水平和人权保障水平的提升也有赖于刑事证据能力的完善。在以审判为中心和庭审实质化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刑事证据能力的研究凸显出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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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后，经济快速发展给社会带来巨大惠益的同时，高消耗、重污染、轻保护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恶化，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极大威胁。为了从法律层面应对这一问题，有必要从理论基础到制度构建对生态损害救济进行系统的研究。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将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二分，共同指向依照《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然而，《侵权责任法》中对生态损害侵权没有特别规定，造成了事实上生态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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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制下，为满足产品流通的现实需求，传统的商业贸易方式日渐式微，而新的商业营销模式层出不穷。代理商是商事代理实践中作为代理人一方的主体特征日益明显化、类型化而形成的特殊类型的商主体，亦是新型营销模式的典型代表。从世界范围来看，如何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来规范代理商的行为、保障代理商的营利目的、解决代理商与委托企业之间的新形态纠纷，以促进各国商业发展是诸多国家立法政策考量的重点。但就我国现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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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者对行政执法行为效力研究主要是对意定主义模式下执法行为产生的“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是否认可的问题。仅从法律规定本身讨论执法行为的合法律性。实际上，符合法律规定只是效力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而非全部，它是进行效力判断的关键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此，效力判断不可能是一个在合法律性与效力之间进行简单对照的过程，而必须综合考量行为与结果并存的二元化对象基准、主客观对立统一的要素基准以及法、理、情互补的逻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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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决定权是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法定职权，该权力的有效行使是人大发挥其权力机关作用的重要表现形式。然而，相较于人大及其常委会其他三项法定职权（立法权、监督权、人事任免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在现有立法以及实践中，出现了规范缺失、行使混乱的情况。在规范层面，缺少法律位阶的专门性规定，散见于一般议事规则中的条文无法满足实践需要。有关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地方性法规，虽然在立法时间以及内容等方面已远超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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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解除旨在帮助当事人及时摆脱合同的不当束缚，在排除约定解除、不可抗力及情势变更解除合同的情形下，目前立法、司法及学界通说都认为违约方不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一般情形下违约方不能解除合同确有其合理之处，但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司法实践之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一般规定难以覆盖的特殊情形。即如果违约方确实难以继续履行合同，而守约方却不行使其所“独享”的解除权，合同便会由此陷入僵局之中。此时解除合同的“钥匙”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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